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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結構變動中的新聞業及其未來走向
2021年09月13日 10:5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作者:姜華 張濤甫 字號
2021年09月13日 10:5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作者:姜華 張濤甫
關鍵詞:元技術;新聞業;“新新媒介”;媒介邏輯;傳播結構

內容摘要:在超限的不確定性中尋求相對確定性,成為當下及未來新聞傳播實踐面臨的巨大難題。

關鍵詞:元技術;新聞業;“新新媒介”;媒介邏輯;傳播結構

作者簡介:

  

  摘要:傳統新聞業憑借諸結構性要素之合力,逐漸從社會系統邊緣走向中心,最終導致傳播結構的“封閉化”。以“元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媒介打破固化的專業壁壘,解構封閉化的傳播結構,進而促動雜合體新聞業的興起。這種新聞傳播新業態源自技術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術化”“媒介化”,它是人類實體與以新技術要素為核心的非人類實體密切互動、共同發揮效力的新聞業態。技術成為重要的行動者,“聯結”“開放”和“過程性”成為未來新聞活動的顯著特征,大眾傳播時代形成的相對封閉、穩定的“強結構式新聞再生產”,逐漸被開放、聯結且高度易變的“弱結構式新聞再生產”所取代。傳播結構變動中的新聞業呈現高度不確定性。在超限的不確定性中尋求相對確定性,成為當下及未來新聞傳播實踐面臨的巨大難題。

  關鍵詞:元技術 新聞業 “新新媒介” 媒介邏輯 傳播結構

  作者姜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上海200433)

 

  近20年,在一場“元技術”意義上的傳播革命中,傳統新聞業久已固化的專業壁壘漸漸崩塌,遭遇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危機。所謂“元技術”,即是指在諸多信息傳播技術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術形態。從信息傳播的角度講,“元技術”就是數字化技術。數字化技術之所以被看作“元技術”,是因為它是一種“技術中的技術”,所有其他信息傳播技術的創生、更替,都需以它為前提。離開數字技術,不僅其他信息傳播技術可能無力獨存,相應的傳播活動也難有成效。這場“元技術”傳播革命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顛覆了既有傳播結構,而且解構了傳統媒介邏輯?!霸夹g”的興起不僅激活了既有的“技術存量”,而且發明創制出更多的傳播新技術,進而推動傳播技術體系的迭代升級與交融互構,攪動了整個傳播格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隱于幕后、鮮為人關注的“非人類實體”要素在“元技術”推動的傳播革命中,作用日益突出,人類要素與非人類要素對信息傳播活動的影響已難分難解。

  “元技術”的興起不僅瓦解了傳統新聞業結構化再生產機制,而且隨著人類實體與非人類實體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呈現交互融合的狀態,作為一種全新的新聞傳播業態,雜合體新聞業因之而初具雛形。與此同時,由于影響新聞業的關系變量變得日益復雜,新聞傳播學科存量知識的“可供性”接近極限,亟須發掘新的理論和方法資源,以對高度社會化的媒介生態和新聞業態進行深刻分析和把握。要言之,考察當下新聞業結構性危機及其未來走向需要思考以下核心問題:以往穩固的傳統新聞業是如何成型,又是如何因傳播結構的封閉化而喪失傳播優勢的?當下被“元技術”全方位打開的新聞業態是在怎樣的傳播結構背景下擴散開來,又是如何在技術與社會的互構中形成雜合體新聞業的?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具有哪些顯著特征,其興起引發的社會效應又會對新聞業走向產生何種影響?

  一、“元技術”崛起與傳播結構新格局

  作為維系社會系統的結構性力量,新聞業的發育過程是傳播系統與社會系統互動的產物,需要多種社會條件和傳播技術的催化作用,把一個個散點式的新聞傳播行為聚合起來,形成組織化的集群行動,進而匯聚成建制化的職業群體。在這個長期演化過程中,新聞業的傳播結構逐漸從分散狀態走向閉合狀態,成為制度化的職業系統?!霸夹g”革命使人類社會傳播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聞行業邊界清晰、生產與傳播組織化、職業系統建制化的局面因之從“閉合”走向“開放”,傳播結構巨變使得傳統新聞業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挑戰。

 ?。ㄒ唬┬侣剺I成型與傳播結構封閉化

  新聞業要成為社會系統中的獨立子系統,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其功能在社會系統的整體結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職業化是行動者進行結構化再生產的穩定力量,故社會分工帶來的職業化成為支撐新聞業子系統功能硬度的必要條件。一個行業要轉化為一種職業,通常需要滿足多項標準,首先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為組織化的行為,一個行業需要提供穩定、標準化的“行動流”,藉此支撐社會系統的特定功能。其次,這個行業應具有自治性,對外形成排他性的壁壘,對他者構成區隔;對內有共識和默契,有維系自身運轉的機制和規則,能夠實現自循環。再次,這個行業不能只顧自利,不關心公共利益。此外,還要有社會責任和道德擔當,有約束該行業集體行為的倫理和責任感。以上述諸項觀之,新聞業的職業化路徑正是循此脈絡逐步形成的。

  現代新聞業有三項建制體現了其職業化的努力:首先是新聞專業教育的逐漸開展。19世紀中葉后,多家大學紛紛設立新聞教育院系,新聞專業教育進入大學教育議程,意義非同尋常:新聞專業教育強調職業知識、能力和倫理的培養,這為提升新聞行業的職業化作出了突出貢獻。其次是行業協會的建立。有人把密蘇里報刊協會的創辦看作新聞職業化的開端——強調通過大學新聞教育和倫理標準促進新聞業職業化。此外,行業協會還是維護行業獨立性進行職業區隔的有效手段:“職業始于職業協會的出現,這些協會擁有排除不合格者的明確的成員資格?!迸c此同時,在社會系統中,“職業角色通常被認為是獲得尊卑的最重要的權利之一”。作為新聞實踐在“時—空中的深度積淀”,新聞教育的開展和行業協會的設立為新聞業的職業化和結構化再生產奠定了制度基礎。最后,促成新聞業職業化的重要建制是新聞媒體組織的定型化。新聞的職業行為是組織化的群體行為,是以媒體組織為單位的“行動流”,需要有組織化的平臺予以支撐。組織為集體行動實踐提供了持久的條件和力量。新聞的生產和傳播,要依托媒體組織完成分工、合作,把新聞從業者聚集在一起,賦予其專業身份,并通過一系列規則和一整套文化、觀念,去形塑和歸化新聞從業者的理想與行為。

  新聞職業化定型同樣離不開組織共享意義的“軟約束”。這里的共享意義主要表現為在新聞從業者群體內共享的新聞觀念和價值觀。隨著職業化過程的推進,以“客觀性”“公共性”等為核心的“新聞觀念叢”逐步成為現代新聞業的權威性資源,構成指引新聞業及其從業者結構化再生產的動力。新聞活動中對新聞源的選擇、新聞采編社會網絡的搭建、與采訪對象等信息源的共處與協作之道,很多不見于各類新聞學著作,也很少在正式場合被提及,對新聞人而言,它們卻是新聞實踐中必不可少的“共有知識”。這些共有知識不僅在新聞系統中不斷得到強調和傳播,而且會通過成績顯著的個體(新聞記者)和聲名卓著的組織(新聞媒體)的新聞實踐活動不斷得到強化。

  此外,新聞職業化尚需規則的剛性約束?!耙巹t催生實踐,……是實踐生產和再生產的媒介”。在新聞職業場域中,規則可以被理解為行為的標準化模式,新聞從業者從來都不是“規則系統的外在代理人”。作為新聞系統中的行動者,新聞從業者往往置身于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規則中,藉此確定自己的身份和行為合法性。通過對“規則”的結構化運作,新聞業實現了自身不斷循環的再生產。恰如魯曼所說,“大眾媒體(就像所有的功能系統一樣)是一個運作上封閉的系統……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大眾媒體的實在,它的真實實在,在于它自己的運作中?!瓊魃⒌倪^程只有以技術為基礎才得以可能。這些技術運轉的方式結構化著并且限制著作為大眾溝通而可能的東西”。作為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業當然也是自我生產的體系。當這種自我生產的體系成為一種建制化、結構化的再生產,新聞業形成之前任何人有一定物質生產資料即可進行新聞活動的時代便逐步遠去,已然成型的現代新聞業最終演化為結構封閉化的信息生產系統。

 ?。ǘ霸夹g—技術簇”、媒介邏輯轉換與傳播結構新格局

  上述諸多要件促成新聞行業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繼而維系新聞業的穩固地位。以往出現的媒介技術對新聞業的沖擊相對有限,所引發的傳播結構變化只是一種“量變”,漸次出現的各種“新技術”增量,或提升了新聞業的工作效率(如印刷技術的改進),或使新聞業增加了新的形態和類別(如廣播電視技術的出現),但新聞業作為一個封閉性傳播系統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在此傳播結構下,組織化、職業化的傳播機構是社會系統的傳播中樞,傳播的社會化行為更多由機構性媒介組織主導。

  元技術的出現和數字時代的來臨,改變了這一切。從某種意義上講,數字技術是一種“元技術”,它具有強大的社會“活性”,釋放出無限的社會連接動能,可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以及傳播活動中的諸多約束,“極大地拓展了人類在社會與物質世界中行動的自由程度……不斷延長加工制作的生產鏈……使生產的步驟與順序變得極為靈活……可投入的原材料類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化……實際可能產出的產品變得無限多樣”。從傳播實踐來看,層出不窮、迭代更新的傳播技術累積成“技術簇”,對包括新聞在內的信息傳播活動產生了多元、立體的技術效應。從媒介形態角度看,元技術引發的新的媒介形式層出不窮,博客(Blog)、微博(Weibo/MicroBlog)、微信(WeChat)、維基百科(Wikipedia)、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墻(Instagram)、播客(Podcast)、優兔(YouTube)、抖音(TikTok)……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新新媒介”出現。以“元技術”為基礎的“技術簇”,使個體的信息傳播自由度大幅度提升:歷史上個體的傳播自由度無論多寡總是有限的,在大眾媒體占據壟斷地位情況下,更是如此;如今個體不僅提高了信息傳播的自由,更為重要的,他們還獲得了信息傳播的渠道和信息生產的能力。

  在元技術推動下,個體與媒介體系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個體成為集“消費者—生產者”于一體的存在者,在傳播活動中從單純的被動者變為主動者。對新聞業而言,“元技術—技術簇”帶來的改變使現代新聞業至此出現分流:其一是傳統新聞業,它以報業、雜志、廣播電視業等傳統傳媒業為依托;其二是新新聞業,它起步于“元技術”,是初創之時就自帶“數字基因”的新業態。后者又有兩種不同類型:其一是如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這樣的數字化新聞機構,集“生產—傳播”于一體;其二是以今日頭條、騰訊、百度、臉書、推特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新聞業、平臺新聞業,它們更多扮演“信息分發者”的角色。

  以元技術為核心的技術簇的逐漸形成和壯大,還改變了以往“新聞業”與“技術簇”之間的關系——“元技術—技術簇”這種新型的技術體系成為一種溢出傳統新聞業的力量,從實踐角度看,它們不僅沒有再像以前那樣被新聞業“納入”,而且變成一種“異己”的力量,演化出新的媒介邏輯,左右了新聞業的走勢:新新聞業改變了既有的傳播格局,以往傳統新聞業可以輕松掌控的配置性資源被稀釋并逐漸流失。新新聞業背后是“技術簇”支撐下層出不窮的新的媒介形態和媒介業態,這些技術與媒介形式,傳統新聞業當然也可挪用或自主開發,但對于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新聞業而言,他們各自的媒介邏輯卻迥然不同:(1)傳統新聞業遵循大眾傳媒邏輯——看重傳播形式以及媒體呈現和傳播信息的過程,尤其重視信息材料的組織方式、呈現形式、媒體人的行為特征以及媒體傳播的語法(技術、制度、審美)構成等“形式層面”的要素,力圖通過這樣的“形式語法”建構社會現實。它體現的仍然是一種“傳媒中心觀”,帶有“大眾傳媒邏輯”的慣性,雖力圖引入新的傳播技術、開發新的市場空間,但其總體傾向依然是魯曼意義上“自我再生產”的“封閉系統”,國內外一些高端媒體采用“付費墻”或“捐贈模式”的運作,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封閉性運作的體現。(2)新新聞業自創辦起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將信息用戶納入自身,并借助信息用戶的力量為自身生產和傳播更多信息。它依托的是網絡社會的媒介邏輯——“在網絡社會中,社會化、數字化的網絡在價值生成和權力行使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網絡社會不僅是由網絡媒體及其邏輯所創造的,而且是社會組織形式與新技術媒體之間復雜互動的結果”。此模式下的媒介是開放的,個體有了更多真正的參與空間。媒介邏輯從“傳媒中心觀”向開放式互動傳播系統的演變,昭示著傳統新聞業一枝獨秀局面的終結,新新聞業以全新的樣態加入到新聞實踐活動之中,深刻改變了社會傳播生態和媒介市場格局。

  不同的媒介邏輯,帶來新聞業最重要的配置性資源——受眾(用戶)數量和信息市場的此消彼長:傳統新聞業的受眾規模和市場空間被一步步壓縮,而新新聞業則逆勢而上,逐步擴大地盤。2018年,Facebook定向廣告達到400億美元,占其營收的98%,2019年,Facebook廣告收入為696.5億美元,2020年增至841.7億美元;與之相比,傳統新聞業的廣告收益和從業人數出現大幅下滑,2019年美國報業全年廣告收入為147.5億美元,2020年第二季度的廣告收入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42%;2004年美國新聞從業者為71640人,2018年為37900人,減少了47%;2019年,這一數字再降為35000人;另有研究也表明,從2000年到2015年,美國新聞記者的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且數量還在持續減少。

  中國新聞業當下的情形,與此類似。根據艾瑞咨詢的調查數據,2019年,中國網絡、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五大媒體廣告總收入7628.1億元,其中,網絡廣告收入6464.3億元,占總收入的84.7%,傳統四大媒體(電視、廣播、報紙、雜志)廣告收入總計1163.8億元,僅占15.3%。這種“傳統媒體弱、新興媒體強”的媒介市場格局已持續數年,還將進一步強化?!皼]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對于數字化媒介而言,它們不僅僅是拓寬了信息種類,更是擠壓了傳統新聞業的生存空間。

  二、權威資源弱化與傳統新聞業的結構性危機

  與受眾配置性資源流失相伴而生的是傳統新聞業面臨權威性資源的“弱化”。結構化理論的核心是要實現“外在性的內化”與“內在性的外化”。所謂“外在性的內化”,指結構性要素能夠置身于行動者之中,指引行動者的所作所為;而“內在性的外化”,則是指行動者自身的行動能夠體現結構化再生產要求,促成結構延續。作為權威性資源的“新聞觀念叢”對新聞從業者的行動起到協調指引作用,而它要真正起作用,就必須能“內化”于行動者之中。這種“內化”需要借助行動者的習性來完成。習性受到行動者成長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是一種可以持續作用于行動者觀念和行為的性情傾向系統,而這種傾向系統反過來,又會對行動者生活于其間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產生積極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客觀性”“公共性”等促使現代新聞業得以延續的新聞觀念,正是通過新聞教育和新聞實踐,內化于新聞人,成為其代代相傳的“共有知識”。舒德森有關“水門事件”對新聞業影響的反思,澤利澤關于新聞記者角色(“目擊者”“敘事代表”“調查者”“解釋者”)的論述,以及國內研究者對中國新聞業“集體懷舊”現象的分析,無不表明新聞業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對關鍵性公共事件及自身職業實踐共享話語和集體解釋的“詮釋者群體”,這說明作為權威性資源的新聞觀念,在新聞機構和新聞記者中一直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們既指引新聞記者開展日常新聞實踐,又“內化”為從業者的“習性”,促使傳統新聞業的結構化生產處于良性循環狀態。

  但是,“一個時期創新、邊際性和非正式的群體,總是在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轉變為正式、主流和保守的組織”,傳統新聞業亦莫能外。在20世紀90年代前一百余年的高歌猛進之后,傳統新聞業正變得日趨“主流”和“保守”,受眾與客戶也因之流失慘重。19、20世紀新聞業強調的“職業化”,在21世紀的前20年,變成了傳統新聞業持續的“管轄權”訴求,他們要求“社會承認其認知結構,賦予其排他性的權利”,希望重振其“社會權威”和“文化權威”的特性?!肮茌牂唷痹V求的是將職業性新聞活動看作一種專業化的信息采集工作,有既定的門檻和邊界,同時通過這樣的劃界行為,在社會上樹立起權威,確保自身對新聞傳播活動擁有足夠的掌控能力。換言之,職業新聞活動對于非職業化新聞活動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認定自己的新聞活動更具“合法性”。毫無疑問,技術平臺的加入,對傳統新聞業的管轄權和權威性帶來了嚴峻挑戰。由此,“界定邊界”“驅離”“討伐”等行為,成為傳統新聞業與技術平臺之間來回拉鋸爭奪新聞傳播“權威角色”的持續競爭。特別是,技術平臺的“流量思維”從某種程度上也對傳統新聞業的新聞實踐產生重要影響:調查性報道等以往新聞業安身立命、彰顯其職業水平的新聞實踐日漸萎縮,偏離“新聞觀念叢”帶有明顯價值觀的偏向性報道,甚至是虛假新聞,一度困擾傳統新聞業。

  傳播結構的存續,有賴于各種傳播資源的良性運轉,而傳播資源的有效運轉,又可以使行動者維系自身的傳播權力,順利開展各項傳播活動。對傳統新聞業而言,理想的運行狀態是借助諸種成熟的新聞觀念進行日常新聞實踐,并在持續不斷的新聞再生產中強化和維系這些新聞觀念??僧斚碌臓顩r是,“外在的內在化”這種曾經構成傳統新聞業再生產的結構化特征,已岌岌可危,繼而“內在的外在化”的實踐也遭遇挫折——傳統新聞業對配置性資源的掌控權力正逐步弱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危機。具體而言,傳統新聞業以往賴以生存的權威資源——新聞觀念,在“元技術”興起之后,遭遇了諸如“后真相”“假新聞”“信息繭房”“過濾泡”“新聞民粹主義”等不如人意的窘況,正在變得支離破碎,引發了信任危機,也使新聞從業者自信心大大受挫;與之相關,傳統新聞業得以維持“封閉結構”與“優勢地位”的配置性資源——受眾與市場,也因“元技術”的興起和新新聞業的“闖入”而不斷被蠶食,拓展空間一再遭到擠壓,原有地盤也趨于不保,昔日可持續的結構化再生產遭遇極大困境。換言之,上述權威資源的稀釋與配置性資源的流失,正是傳統新聞業危機的本質所在。危機之中所蘊含的新元素、新力量——“元技術”的興起,促使新聞業從“系統封閉式”傳播向“雜合彌散化”傳播演變。

  三、“元技術”效應與新聞傳播新業態的興起

  “元技術”引發媒介技術革命,釋放的裂變效應是系統性的,影響范圍不再局限于社會系統局部和個別系統,而是全域性的。從技術與個體、社會的關系看,其影響又不僅在社會系統層面,它還深深楔入人類自身。在麥克盧漢的視野中,任何技術、任何媒介,都是某種形式的人體的延伸;如今,隨著“元技術—技術簇”的不斷擴充,新技術繼踵出現,人類從某種程度上正在朝著“人乃技術的延伸”的方向大幅邁進。換言之,媒介技術已不再是顯而易見的“人體的延伸”,而是正在潛移默化地重構人類自身和個體的人。也即是說,原本“主—客”分明——人乃技術主導者、技術完全被置于人類掌控之下的處境正在悄然發生改變——人與技術之間的分界日漸模糊,所謂的“主客體”的區分正變得晦暗不明。

  以往在傳統新聞業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類實體,決定職業化新聞業以及日常新聞活動的,始終是人以及以人為核心的各類群體與組織,非人類實體的作用多隱而不彰,常為人所忽視。20世紀末之前,非人類實體可能是印刷機、河流(新聞紙生產之保障)、城市、交通運輸網、信號發射臺等基礎設施型媒介,在這種媒介環境下,人與媒介技術之間的壁壘是明確的,媒介基礎設施作為隱性的力量藏在組織化媒介的背后,人們常見的是媒介內容和形式等前臺景觀,對其后的技術規定性視而不見。但“元技術”帶來的革命性效應在于,技術對于社會的建構性作用愈加顯豁,互聯網、移動通訊設備以及與之匹配層出不窮的信息傳輸程序與應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構成的技術簇正在全方位滲透到社會系統,打破了傳統媒介時代技術有限聯結的功能局限,“元技術”對人類的浸入性正變得愈來愈強。以數字化“元技術”為依托,產生的形態各異的新興媒介也日益成為現代人的“組成部分”,人類不再是既往現代化視域中“純而又純”的主體——正如機器、技術等非人類實體“變得越來越人性化”,日益“接近于具有他們自己的意識和智力”,“人類正變得越來越像是科幻小說中的電子人——電腦化的有機體”。換句話說,人類也變成了雜合體。從此角度看,雜合體新聞業正是建立在上述技術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術化”“媒介化”基礎上的新聞業。與傳統新聞業相比,這種新聞傳播新業態具有明顯差異。首先,它不再是“主體”主導下的新聞業,其運作不再以人類為核心。藉由“元技術”的基礎性力量,作為非人類實體的技術簇,逐步彰顯出強勁的傳播潛能,新聞活動中的人類實體和非人類實體正向著“對稱”發揮作用的格局邁進。其次,它不再是職業化新聞活動、職業化新聞行為一統天下的新聞業態,職業化及非職業化的社會個體,因掌握了數字技術工具,正日益彰顯出其潛在力量。再次,在這種新聞傳播新業態中,組織化、非職業的信息傳播平臺正迅速壯大,它們從事新聞傳播活動,卻沒有傳統新聞業的職業理念約束;同時,它們與生俱來的“元技術”背景及以非人類實體要素為依托的特性,使它們具有了天然傳播優勢。

  技術賦權下傳播能量的充分激發,有賴于新聞傳播新業態中人類行動者具有的雙重屬性:復數性和非人類實體要素融入性。作為行動者的人,并非一個整齊劃一的“整體”,而是各個不同的獨一無二的存在者。換言之,他們不是“單數的存在者”,而是“復數的存在者”。作為復數存在者的人,個體的行動力和言說思考的能力,以往曾受到種種社會因素的制約,不能發揮;如今,非實體要素,特別是“元技術—技術簇”深入到個體的日常生活之后,他們的行動力獲得空前提升,言說與信息傳播的能力出現質的飛躍。歷史上,因信息傳播工具的不易取得,包括新聞在內的信息傳播活動往往掌控在對傳播工具擁有支配權和處置權的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的人及其所屬群體被剝奪了信息采集和傳播的權利,被視為整齊劃一的信息接受者,他們作為獨特的言論和行動的個體而被壓制,其言論空間和行動范圍因此也受到很大局限。漢娜·阿倫特認為,“復數性的人之境況”,恰恰彰顯了存在者的獨一無二和與眾不同,他/她能夠通過自己的言與行,完成在以往看來個體難以完成的事情,為世界帶來新的樣貌。由此可以看出,正是這種“復數的人”,因自身的“言與行”,既使自己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者,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反觀新聞業的發展歷程,傳統新聞業實際上也曾排斥過絕大多數的社會行動者,這些人并沒有像阿倫特所分析的那樣,以“復數的人”的形態對新聞活動產生過影響。但在雜合體新聞業中,“復數的人”卻成為現實:他們涵蓋了人類實體的全部,既包括傳統新聞業的從業者及其組織,也包括以往在傳統新聞業中被排斥在外的人及其實體組織,特別是,個體的價值在雜合體新聞業中得以凸顯,開始介入到新聞信息的采集、生產、加工、傳播的各個環節與細節,個體的力量正日益滲透到新聞系統的“結構主干”與“毛細血管”之中。

  新聞傳播新業態中“復數的人”之所以能成為現實,又與行動者“非人類實體要素”融入的屬性密不可分。在元技術時代,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技術簇,是影響人類信息傳播活動未來走向的最為關鍵的“非人類實體要素”,它也成為跨越社會階層、打破圈層壁壘、彰顯個體價值的信息傳播“新工具”,社會個體通過掌握和運用這種“新工具”,其言說與行動的能力得到空前釋放。正是因為有了非人類實體要素的融入,“復數的人”的理想化的潛質才真正被激發出來;反過來,也正是因為“復數的人”追求各自“言與行”的獨一無二性的差異化動力,才使他們自覺且主動地調用、形塑以“元技術—技術簇”為依托的各種類型的非人類實體要素,將其運用到各式各樣的新聞實踐活動中??梢哉f,“復數性”和“非人類實體要素融入性”二者以錯綜復雜的關系相互融合、相互成就,使雜合體新聞業因之而勃興。從另一個層面看,組織化、非職業的信息傳播平臺(即上文所提新新聞業)迥異于職業化傳統新聞業的重要特征,即是它們對于建基于“元技術”基礎之上的諸多非人類實體要素的高度依賴。之所以將其界定為“組織化、非職業”,并非說新新聞業不具有“職業化”的工作形態,而是說它的新聞傳播活動,并不將傳統新聞業所倚重的職業理念作為必不可少的傳播規范。正是這種依賴于非人類實體且不太看重職業理念的做法,使它不僅納入了非人類實體要素作為新聞生產傳播活動的重要的配置性資源,而且還融合了“復數的人”的傳播力量,使它在媒介新格局中占據了顯著的傳播優勢。

  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傳統新聞業和新新聞業的劃分可能依然可行,但隨著雜合體新聞業的興起,二者之間的區隔將會大大弱化。技術簇既可成為不同形態新聞業中的重要行動者,也可成為其“聯結”橋梁。但顯而易見的是,在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中,以往被忽視的非人類實體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凸顯。這種作用建立在信息技術“迭代”與“疊加”并置革新的基礎之上,信息技術的每一次迭代更新又都疊加在既有技術的基礎之上,“迭代”與“疊加”環環相扣、層層咬合??梢姾涂梢灶A見的是,每一次這樣的變動,都使信息技術等非人類實體更深程度地嵌入人類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中,以元技術為核心的非人類實體要素還引入其他非人類實體要素(如電力公司、5G通信基礎設備等),使更多的非人類實體要素加入到雜合體新聞業的諸實踐環節中。換言之,如今已現端倪的雜合體新聞業正是以人類實體與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技術要素為核心的非人類實體密切互動、共同發揮效力的新聞業態,新聞觀念、技術簇以及與二者密不可分的政治運行、政策運作等結構性諸要素交雜纏繞,要素之間不再表現為相對清晰的“決定”關系,而是變得復雜且充滿不確定性。

  四、新聞傳播新業態的顯著特征

  人類社會自誕生起,就是一個媒介化的社會。只是數字技術之前的人類社會的聯結與互動較為有限,個體、群體及不同文化體之間的溝通亦受限較多。當前社會已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技術媒介日益滲透到各個社會領域并使這些領域發生巨變,“社會世界的所有元素都與數字媒介及其基礎設施錯綜復雜地聯系在一起”。數字化元技術使傳播媒介的力量得以充分釋放,也使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具備了鮮明的“聯結”特質。

  從現實看,在深度媒介化的社會,媒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延展性”,不同的媒介以及媒介在手的個體和群體,通過數字技術、大數據、算法構成互聯互通的傳播網絡。媒介的“延展性”為未來新聞業態的“聯結”提供了技術保障。在這種傳播環境中,社會系統中的微觀和宏觀力量,均被媒介賦能,彼此勾連成為聯結的社會網絡。這個被賦權、賦能的社會網絡,同時也是雜合體新聞業的聯結網絡。而且,隨著網絡拓展蔓延,網絡中“越來越多地涌現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彌散化的、多元差異的微觀權力”,“普通個體情緒、個體認知的社會化傳播成為傳播新環境、信息生產新方式中的突出現象”。個體行動者在深度媒介化的過程中,獲得較大的信息傳播自主權,人與媒介、人與技術、人與信息傳播基礎設施的關系變得錯綜復雜,最終使信息傳播呈現出彌散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聯結的社會”是彌漫于整個自然空間與社會時空的“網絡”。

  尤其突出的是,這個“網絡”并非靜態的網絡,而是一個“行動者網絡”,它一直處于運動、流動與變化之中。它具有混雜性,一切人的與非人(人類實體與非人類實體)的行動者置身其間,又以自己的行動保持著網絡的運動與行動狀態。同時,它也并非純技術層面的網絡,而是一個囊括了雜合體的復雜動態網絡:包括“社會的社會學”關注的“人類之網”,也涵蓋自然科學視野中的“物物之網”(包括但不限于互聯網),還囊括上述二者共同構造的“人—物”之網。未來新聞傳播業態正處于這樣的“網絡”之中,它是聯結的。聯結,使它突破了以往傳統新聞業的“組織化”“中心化”的傳播樣態,人類的新聞生產和傳播活動被楔入了更多的非人類實體要素,后者既促成了“聯結”的雜合傳播網絡,自身亦成為未來新聞業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聯結的社會,是邊界模糊的社會,既往穩固的要素邊界,在各要素不斷分分合合、變更重組的過程中,更加易變,這就使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具有了顯著的開放性。從理論層面看,新媒介技術自身的特質,是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具有開放性的前提。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為核心的新媒介技術均是開放性的技術,它們作為聯結的網絡全域性地擴展開來,向社會系統的所有行動者開放,造成媒介的泛化,以至于形形色色的個體、組織乃至非人類的物質實體也被媒介化了。伴隨“元技術”的普及和升級,技術簇持續迭代更新,以其為核心的人—機互動機制在新聞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顯。以至于整個社會系統都被媒介化,徹底打破了媒介系統與社會其他系統的明確邊界和固化壁壘,媒介觸角滲透到社會系統的各個角落,媒介與社會系統的聯結更加微觀化,媒介場景更加日?;?。以往通常情況下,很少被認為有可能成為新聞信息傳播活動的個體或組織,如今憑借開放性的媒介技術,正逐步成為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重要力量。例如,當今的諸多信息平臺企業,本身即是借助媒介技術活性而興起,在自身成長壯大的同時,它們也為個體傳播提供了可參與的技術平臺,平臺與個體的新聞信息傳播活動,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加速滲透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未來新聞業開放性的有力推動者。

  從新聞實踐層面看,未來新聞傳播業態的開放性還表現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楚河漢界更加模糊。由此而言,本文提出的雜合體新聞業與當下廣受關注的“融媒體”有不小的差異。在研究者的視域中,大多將“融媒體”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媒介融合實踐,看作傳播者運用不同形式的新舊媒體、采用不同形態的文本樣式進行信息產品的生產和傳播的“媒介混合”。安德魯·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曾討論混合媒介體系(hybrid media system)與政治傳播、權力建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混合媒介系統是在新舊媒介邏輯相互作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看重“基于新舊媒體邏輯之間的沖突和競爭”,“舊媒體的做法如何適應并整合新媒體的做法”?!爱斴^新的媒介被較舊的媒介所建立的機構同化或寄生于后者時,媒介混合也就產生了”??梢钥闯?,他雖采用了混合媒體體系的概念,但更強調新舊媒體的“不對稱”,含義上更接近于“媒介融合”,依然強調“人類實體”在融合過程中的核心地位與主導作用。未來新聞業對社會個體、傳播組織以及二者置身其間的信息數字傳播網絡等非人類實體一視同仁,人類實體與非人類實體在新聞實踐活動中成為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構關系。由此觀之,“融媒體”“媒介融合”主要看到信息傳播實踐中的媒介表層現象,對于沉潛其下的人類實體與非人類實體如何交互作用尤其是非人類實體的動力機制尚缺乏明確分析。

  如果說,未來新聞傳播新業態的聯結特征,為其開放性提供了可能,那么,它在聯結與開放中的展開過程,又使其自身及諸項新聞活動具有了“過程性”的特點。傳統媒介技術時代,媒介技術一旦進入社會化過程,其功能區間往往是明確的,其功能周期也是長線的,媒介技術成就的媒介形態一旦成形,會趨于穩定,形成相對閉合的媒介邊界。因此,傳統新聞業的存在多是長周期的,它相對穩定地存在于社會系統中,并自成體系,呈現為閉合性的媒體生態。但在未來新聞業中,因媒介技術生生不息的變化,技術迭代始終處于活躍狀態,而且這種媒介技術又深深嵌入了無限聯結之中。從新聞活動的角度看,未來新聞業的聯結之網,是“人類之網”“物物之網”“人—物之網”的雜合體,新聞活動的諸多環節,尤其是傳播過程中的“再生產”,能夠觸達何種“網絡”之中的何種要素,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傳統新聞業中的“現成性”,在未來新聞傳播新業態中都變為“可能性”,而“可能性”則沒有一個確定的形態,它更多表現為一個過程,一個“行動之流”。概言之,從未來新聞業的整體形態看,“可能性”“流變性”“過程性”是其頗為顯著的特征。有人曾用“emerging media”概念對當下的媒介景觀加以命名,“emerging”即“不斷更新、不斷變化、不斷改變”之意。因媒介技術處在永久未完成狀態,技術的開放性使得我們很難預測未來技術發展的具體樣態和邏輯,技術建構著時間之流,由技術驅動、構筑的新聞業的未來圖景,必將處在“emerging”狀態中,表現出明顯的過程性特征,其展開極富流動性,綿長且無止境。

  五、復雜傳播結構中的新聞業未來走向

  “元技術”的技術活性所激發的影響是全息、全員、全域、全時性的,徹底打破了傳統媒介技術對于時間和空間的依賴,也打破了社會系統對技術社會化效應的剛性約束,強大的社會建構在“元技術”效應的深廣影響下,社會的組織性和結構化開始解構,整個社會系統因“元技術”影響,其既有結構和邏輯的有效性大幅度稀釋,社會系統開始新一輪的系統調適,孕育新的結構和系統邏輯?!霸夹g”催生“新媒介”不斷出現,而 “一種新媒介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信息生產方式的革新,也意味著圍繞它的某種組織性和結構性的變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受“元技術”驅動的未來新聞傳播業態不僅重構了傳統新聞業的生產流程,也重組了傳統新聞業的組織與結構,其社會效應甚至超出新聞業自身,不僅解構了既有的信息傳播邏輯,而且重建了新聞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

  以此脈絡考察,新聞業系統的邊界不再涇渭分明,新聞業與社會全系統的勾連更加深廣,社會媒介化、媒介社會化雙向滲透、彼此互動、相互形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會與媒介的“雙向互滲”導致的深度媒介化,不僅構造出新的實體,更重要的是構造出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擴充了實體間的組合與聯結方式,所謂“媒介融合”的終極意義即在于此。原本位于新聞活動之外的行動者(人類實體或非人類實體)會進入其中,本處于新聞活動邊緣的行動者可能走向核心地帶,而居于新聞實踐主導地位的行動者也可能在行動者網絡中被邊緣化。這種行動者網絡為結構化再生產帶來了不確定性,使得原本動態可控的結構化再生產,充滿易變性。它們的加入可能使預期中的結構化再生產得以實現,也可能偏離預期目標,走向未知。由此觀之,行動者網絡具有促結構化和消解結構的雙重作用,它使行動者在結構化再生產中的地位處于變動不居狀態。

  實踐表明,媒介技術在特定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有時比新聞從業者本身還要大,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新聞活動的走向和新聞從業者的日常新聞實踐。從現實來看,媒介技術對未來新聞傳播新業態的信息傳播實踐帶來了兩種可能狀態:(1)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以元技術為基礎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非人類實體要素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凹夹g從表面看是人類的力量,而實際上它似乎對它的力量(也可以是它的行為)自治,以至妨礙了人的行為,即妨礙傳播、決策和個體化?!碑斚录拔磥淼男侣剬嵺`,新媒介技術深廣滲透,從新聞的生產到新聞的擴散,看似充滿不確定性,但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非人類實體要素,力求在不確定的傳播活動中錨定特定用戶,以求得自身新聞傳播的有效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新媒體技術以行動者的姿態出現在新聞生產與傳播整個流程之中,有時甚至成為真正的主導者,超越人類實體決定新聞實踐的方方面面。(2)確定性中的不確定性。在未來新聞傳播新業態中,人類實體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力量。無論個體還是社會群體,仍有可能以自身力量并借助“在手”的具身化技術,利用、改寫甚至對抗技術的“確定性”新聞傳播實踐,特別是新新聞業,在“消費—生產—傳播”日趨一體化的過程中,新聞文本不再表現為一個穩固的最終文本,更多情況下呈現為一個“過程性文本”,“流動性”“不可還原性”成為新聞活動的顯著特征,這也使未來新聞業充滿不確定性。

  媒介社會化和社會媒介化的交互變革,打破了此前新聞業明晰的職業壁壘,新媒介的再組織化以及傳統媒體的再組織化,成為媒介生態演化的必然選擇。平臺媒體的崛起以及傳統媒體展開的“媒體融合”行動,即是媒介系統調適中的突出現象,是媒介系統從微循環到大循環發生深刻變革的典型表征。因互聯網、技術平臺、社交媒體加入新聞的“生產—分發”過程,社會傳播樣態發生了急劇變化。與傳統新聞機構不同,平臺媒體是綜合性的信息“生產—傳播”平臺,各類信息充斥其間。作為傳播機構,“新聞觀念”在其運作過程中作用甚微,其主導性傳播觀念是“流量優先”。有研究表明,在算法推薦的新聞中,用戶最看重趣味性,其次是重要性和接近性,傳統新聞業最重視的真實性反而不被看重,這種新聞消費傾向,反過來在平臺算法中得到強化,罔顧傳統新聞業看重的新聞理念;平臺媒體從業者,也將自身看作“技術平臺”中單純的“技術人員”,“流量”依然是其主要行動指向;開放性技術平臺上的“信息用戶”,集信息“生產—挪用—傳播”于一身,其行為訴求是多樣化的。

  平臺媒體加入新聞信息生產的結果是海量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這很大程度上稀釋了傳統新聞業的高品質新聞,進而使傳統新聞機構面臨嚴峻的生存困境,社會信息生態不時出現惡化。對于傳統新聞業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在“開放”與“聯結”中保持自身生命力,如何在封閉與開放之間、快與慢之間求得平衡,成為封閉性與開放性兼具的新聞業態。封閉是為了生存;開放是為了成長?!胺忾]”是為保持其傳統的優勢。在這方面有些傳統新聞機構因向用戶提供“慢速新聞”而表現非凡,如2019年《紐約時報》訂閱用戶達到525萬,數字收入超過8億美元。開放,是與平臺媒體和社交媒體及其他要素聯結,改造“慢速新聞”,為客戶量身定做不同層次的信息產品,通過自己的傳播渠道或與新新聞業以及更廣泛的新聞用戶合作,以“開放”行動達至更多用戶。未來新聞業,只有傳統新聞業還不夠,它通達的社會公眾有限;只有組織化的傳播,也不健全,總會有新聞信息被遮蔽。平臺媒體、社交媒體為向個體傳播不同層面、不同形式的新聞信息提供了條件。

  總體而言,當代新聞業早已是一個聯結的世界,且這種“聯結”的特性日趨明顯。聯結的世界是一種非還原性的世界,任何行動者的加入都會使行動者網絡發生變化,再也回不到原初狀態。職業化的傳統新聞業中,其日常新聞活動是在強結構化新聞再生產的結構框架中進行的,所謂強結構化再生產,是指新聞活動中的配置性資源、權威性資源明確而穩定,新聞生產及傳播流程中的規則亦明晰且富有成效,新聞職業系統也因此具有較強的專業屬性和排他性;而在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中,新聞活動的弱結構式再生產,拆解了傳統新聞業相對穩定的資源配置模式,其新聞生產與傳播中的規則不再以職業化傳統新聞業的規則為標準,它看重的是聯結更多實體,接入更多關系網絡,并不考慮邊界問題。在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中,現代新聞業早期形成的系統化、相對封閉化的穩定性強結構式的新聞再生產,逐漸被開放、聯結且高度易變的弱結構式新聞再生產所取代。

  余論

  隨著元技術的興起,信息傳播結構出現變動與重構,新聞業運行邏輯隨之發生深刻變化。雜合體新聞業正在往前推展,其內容與形式均處在動態變化中。多變量的復雜演化,造成傳播關系的高度不確定性,在超限的不確定性中尋求相對確定性,成為當下以及未來新聞實踐面臨的巨大難題。正如雷舍爾(Nicholas Rescher)所言,問題域的增長率超過我們解決辦法的能力。因技術進步,問題產生與解決辦法都變得更復雜,而關鍵的癥結還在于,問題的復雜性有相對更大的增長速率。復雜性管理只有跟上時代步伐,我們處理更大復雜性的能力最終才會變得飽和起來。新媒介技術活性釋放出巨大的解構和重構能量,全方位重構了社會系統,也塑造了人本身。技術成為未來重要的行動者,非人類實體與人類實體變得“難解難分”。這是推動新聞傳播業態演進的物質基礎,反之其亦將進一步形塑新聞業的未來走向。

  新技術推動下新聞傳播業態的加速演進及其發生的質變,將深刻促動新聞傳播學研究范式轉換。20世紀以來,哲學領域發生重要學術轉向,生活世界現象學、解構主義等思想流派絡繹出現,史學領域的微觀史學、新文化史等也站穩了腳跟。與前二者相關,新聞傳播、文化研究領域因伯明翰學派的崛起,開始重視文化傳播活動中“受者”的重要作用。雖然有了“轉向”跡象,但20世紀重要的新聞傳播理論及相關研究依然大量集中于“組織化傳播”“職業新聞活動”諸領域。隨著新聞業的實踐活動已突破此前媒體機構和職業新聞實踐的邊界,它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高度融合滲透,問題域邊界業已模糊,傳統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和知識邏輯的解釋力大幅下降,甚至遭遇失效。在對復雜變量做到動態把握的基礎上,建構面向未來新聞傳播業態問題域的知識體系,或將在新聞傳播學科領域引發一場新的知識范式革命。

  這種新知識范式革命將在技術與新聞傳播、新聞傳播學科自身、個體與傳播等層面引發更多新議題。首先,技術演進及其社會效應,是值得關注的既涉新聞傳播又具跨學科性質的宏觀論題。技術具有“可見”與“不可見”的雙重性,這既是技術自身的本質,也是技術社會效用的特征。在新聞業發展歷程中,傳播技術多處于“馴服”狀態,人類行為主導了新聞業的演進脈絡,技術因此被視為“可用不可見”的存在物,隱身于研究者的視野中。如今,隨著元技術主導的各類非人類實體要素逐漸融入新聞傳播活動并發揮日漸重要的作用,新技術革命帶來了傳播便利,也引發了種種問題,但技術自身及其社會效應因其“不可見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必然更加彰顯,伴隨技術“隱藏”面的不斷顯露和被揭示,新聞傳播等多個領域將會產生更多意想不到且又不得不面對的全新課題。

  其次,對新聞傳播學科而言,新聞傳播業態的質變對既有新聞傳播理論帶來新挑戰,傳統新聞傳播理念需要重新闡釋、厘清、更迭與擴充,新的研究對象、新的新聞傳播現象以及相伴而生的新問題也需運用不同以往的理論、視角予以審視和剖析。傳統的新聞理念大多與“組織化傳播”“大眾傳媒中心論”相聯系,在未來新聞傳播業態的視野中,“實體”“聯結”“關系”以及“實體”與“關系”的辯證邏輯等,均是傳統新聞傳播理論未曾涉及,但在未來卻不得不給予認真對待的新的研究對象和新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需要推進新聞傳播學與包括計算機科學在內的諸多自然科學和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展開跨學科互動與合作,而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理論、新方法不僅對于全球新聞傳播學研究意義不凡,對于各國新聞實踐活動亦具有較大參考價值。

  最后,生活世界中的個體與新聞業、社會系統之間的新型關系亟須重新審視。歷史上,個體傳播的缺位也好,20世紀下半葉學術研究領域“受眾”的再發現也罷,終究未能擺脫個體信息傳播受限的社會現實。在未來的新聞傳播新業態中,個體的力量得以釋放,如技術一樣,作為實體的個體,也有“不可窮盡”的隱蔽面向,個體的 “隱沒”與“凸顯”變得同樣觸目。因此,個體、組織與社會兩兩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且有了更多可能性,如何看待這種變化,如何評判“工具在手”的個體行動者的行動力及其對新聞業未來走向的影響,乃至對于政治、經濟、社會形態等諸領域潛在的長久作用機制,亦需深究與反思。

   (本文注釋內容略)

原文責任編輯:馮建華 王建峰

作者簡介

姓名:姜華 張濤甫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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