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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表述和再考證:近代英國“貴族”概念探究
2021年09月16日 15:07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3期 作者:張迅實 字號
2021年09月16日 15:07
來源:《世界歷史》2021年第3期 作者:張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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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貴族群體是近代英國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研究對象,但關于英國“貴族”的概念界定卻長期存在不同觀點,易使研究者陷入困擾與混淆。要精準界定“英國”貴族的定義和范圍,首先應對學界已經存在的不同觀點進行分析,理解前人提出它們的背景和思路,辨明“貴族”概念界定問題的分歧緣由。其次,通過梳理歷史上“貴族”相關詞匯表述的衍變,厘清語言層面上的基本稱謂所指。最后,引入新的視角,包括從漢語語義和英譯漢角度的分析,對貴族群體在近代英國的地位作用形成整體判斷。重點是將其置于當時英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中,從整體上對“貴族”群體做出更精當的界定。

  關鍵詞:近代英國 貴族概念史 貴族頭銜

  基金資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英國貴族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研究(1689—1840)”(批準文號:18XSS00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迅實,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font>

  

  英國的貴族體制自中世紀晚期逐漸形成,并在近代早期開始出現王室頒冊下的貴族頭銜制度。至近代中期,貴族群體在英國政治與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成為當時備受矚目的一個地位很受認可的特殊階層。尤其是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社會轉型期間,英國貴族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居于社會結構頂端,并在社會轉型中發揮出獨特作用。因此,在英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貴族是很受關注的探討對象和主題,此外還存有大量與其相關的史料,構成不少值得分析的研究載體。

  然而針對貴族的概念判定,學界卻長期存在不同看法。在英文語境中與“貴族”語義相關的表述有nobility、aristocracy (aristocrat)、nobleman、peerage四大類。其中aristocracy特別受近代史研究者的關注,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等領域都有專家對該詞的定義和范圍做出不同的闡釋。國外學者的觀點有:經濟層面的“土地貴族”說,主張土地壟斷因素是其地位判定的基礎;社會身份判定下的“權勢地位”說,認為權勢地位才是影響貴族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根本,并形成“開放貴族”甚至是“多級分層”貴族范圍判定的趨向;制度體系的“法定”說,要求把貴族范圍限定在議會上院成員里。就貴族范圍界定問題,國內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把范圍嚴格限定在議會的法律認定中,又如將其拓展為一個包括家族在內的整體階層,還有包括廣大鄉紳群體在內的寬泛界定方式等。此外,“貴族”的幾個不同英文表述之間也存有一定的關聯性和適用性,這使得該概念在國內學界的翻譯和界定更趨復雜。

  總之,各種學術觀點就英國“貴族”的語義指代、群體涵蓋范圍存在明顯分歧,特別是四種表述的語義交疊現象,易使國內研究者出現概念上的混淆。所以,準確界定近代英國“貴族”的定義和范圍、考證和遴取適宜的對應詞,是值得探究的學術問題,可以有多層面的考察。筆者對比前人的各自解讀與爭議,作為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再從詞匯角度進行梳理,以期進一步闡明其表述多樣性的語境背景;繼而引入英漢互譯、貴族作用判斷、爵位頭銜傳統等分析視角,以求對該時期英國“貴族”的概念判斷及其內涵和外延給出進一步的解釋,以待方家斧正?! ?

  一、學界關于近代英國“貴族”范圍的探討

  在近代英國,“貴族”(aristocracies)這一特殊群體的影響力早已超出政治層面,他們在社會轉型中也起到過一定的獨特作用,學術界對此關注度較高。因此,怎樣界定“他們”、“他們”的范圍究竟有多大,成為英國史學者們感興趣的研究話題。國外學界關于近代英國“貴族”的定義及其范圍,就一直存在著爭議。

  首先是經濟層面的土地貴族說。在土地史研究領域中,一些學者提出,要把“貴族”從單純的法律定義下解放出來。例如,擅長研究土地制度的約翰?哈巴卡克(John Habakkuk)認為,從18世紀至19世紀早期,英國形成一個獨立的土地精英階層,包括地產大亨和鄉紳在內的所有土地家族,其經濟行為與資本家群體相對立。為此,哈巴卡克采用“土地貴族”(landed aristocracy)一詞來涵蓋他們。這一看法的重點在于,把社會地位與經濟資源占有進行“關聯”。同是研究英國土地問題的F. M. L. 湯普森(F. M. L. Thompson)也認可“土地貴族”的概念,但他提出,只有占有大量土地的大鄉紳才能被包括其中,該階層對18世紀后出現的英國地產集中負主要責任。他認為,noblemen只作為議會貴族而不能代表整體aristocracy,因為后者是以地產占有為標準劃分的,范圍更大一些。兩種看法突出地認為,貴族群體乃是基于“壟斷性地產獲取”才使他們在社會上保持著等級優勢。戴維?斯普林(David Spring)大體也支持這樣的看法。他提出:“英國貴族爵位不是一個社會或經濟階層標準”,因此“把貴族冊封看作一種階層地位也并不適當”,事實上“吃白面包者”和議會貴族都是通過購置土地而身處貴族圈子里。其觀點更趨代表性,認為法定下的爵位考量并不全面,而是應當把貴族階層放置于經濟層面上、形成更為廣義的范圍界定,即貴族群體(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并不應局限于議會貴族層面。

  其次是權勢考量下的開放范圍說。某些學者認為,用經濟標準“劃分階層”的做法非常值得懷疑。例如,約翰?坎農(John Cannon)就對湯普森的結論提出異議,認為湯氏所給出的數據說服力不足,土地占有變化不但受經濟因素影響也受權勢因素影響??厕r的劃分較側重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優勢,認為在當時“權勢”仍是經濟地位的決定要素(即社會身份對經濟收入形成影響,而非相反),蘇格蘭貴族、愛爾蘭貴族及一部分“有權勢的”鄉紳(比如從男爵和騎士)也都應包括在貴族階層中,形成有廣泛意義的“開放貴族”。這種看法頗具參考性,其把當時貴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因素作為重要評定標準。很有意義的是,坎農并非只注重政治體制下的“法定規則”,而是把“權勢地位”(含有更宏觀的政治和社會語義)這一標準拿來進行界定,最后得出一個更寬泛的貴族身份范圍。

  以權勢地位做判斷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比如J. V. 貝克特(J. V. Beckett)就認可貴族是一個權力階層、社會等級或統治者與領導者的看法。他提出,英國貴族源自議會上院貴族,而后是有頭銜的非上院貴族(從男爵與騎士),再到鄉紳地主,這個圈子整體“不可分割”。道格拉斯?W. 艾倫(Douglas W. Allen)附和貝克特的看法,他指出,貴族應分為兩個階層,上層是上級貴族(peers),下層是持有較小土地的鄉紳(形成遞補層);如把貴族整體看作一個錐形,頂尖非常尖小和清晰,而底部則相當寬大、模糊,且底部不斷發生流動。這兩位學者的看法比較突出,一是堅持把“權勢地位”作為主要考量標準,二是做了進一步的“分層”——形成一種趨于動態化的貴族分類。但這樣一來,則會把貴族階層變成數量較大的群體,似乎越靠向下端總量越多,其范圍被擴展到更大的規模。

  最后是法定層面的上院爵位說。有學者指出,應遵循法定規則,把上院“貴族頭銜”作為界定貴族的嚴格標準。他們明確反對把貴族范圍加以開放或分層的做法。例如G. E. 明蓋(G. E. Mingay)就堅持英國的貴族資格具有一定獨立性,其頭銜在社會中有排他性,他們和鄉紳之間是有嚴格區別的。社會史專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也強調,貴族階層在英國只包括有爵位的貴族,不能被濫用。他指出,土地階層包括貴族、準男爵、騎士和鄉紳,雖然在社會層面看,“他們”都屬于自己所研究的“精英”對象(具有一定共通性),但其中的“名義貴族”并非“真貴族”。所謂“一個開放的精英階層”是說鄉紳,貴族階層本身是封閉的。兩位學者把貴族的界定標準置于當時政治制度下的法定層面,否定將鄉紳與“貴族”混為一談。他們雖然認為在近代英國確有一個特殊的“土地階層”或言“精英階層”,但不認可將其用“貴族”概念定義。這種看法在界定英國“貴族”時強調法定“稱謂”,至今仍在學界有其一定的代表性。

  筆者認為,就英國史領域而言,以上國外學者所討論的aristocracy一詞的指代范圍,較有共識的是,皆認可使用該詞來指代曾存在于近代英國社會中的特殊“貴族”群體;分歧之處則在于,它的范圍究竟有多大,進而出現了諸如經濟因素、權勢因素、法定因素三種不同的界定標準。這其中,權勢因素說對貴族的界定標準最為寬泛(將貴族確定為整體性的社會精英群體),而法定因素說對貴族的界定標準最為嚴格。

  對英國貴族標準的界定,國內研究者也在各自研究的基礎上得出各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是嚴格界定法。侯建新是國內較早獨立研究英國貴族體制的學者,他曾提出我國史學界之前過于依賴蘇聯史學界的看法,把英國“騎士”、“鄉紳”和“紳士”都歸于貴族階層,這與史實不符;應嚴格依據貴族爵位制進行劃分,除世襲五級貴族(公、侯、伯、子、男)外,騎士、鄉紳及紳士并不是貴族。專研英國近代貴族問題的姜德福贊同嚴格界定論,認為具有完整法律意義的英國貴族于16世紀最終形成,專指上院爵位貴族,不能把鄉紳與之混為一談;上院爵位貴族包括英格蘭五級爵位貴族,以及合并后的蘇格蘭和愛爾蘭貴族中成為上院貴族的爵位貴族;甚至從男爵和騎士也不屬貴族之列,因為兩者稱號之前的冠名為Sir而非Lord。于此可見,嚴格界定論的實質,是在英譯漢時側重用nobleman和peerage的詞義,以此同近代英國議會法律制度相吻合,是一種具有法制史學術背景的觀點。

  第二種是辯證界定法。錢乘旦與陳曉律指出,貴族集團的稱謂發生過轉變,其最初使用詞匯是nobility,以后逐漸被aristocracy替代,因此貴族集團總的說來指的是一個統治階級、一個社會等級、一批統治者或領導者,在近代英國“這批人包括上院的所有成員,以及無封號的貴族家庭成員和其他某些人”。該界定最為符合對nobility的翻譯,也就是說貴族階層是一個社會整體,不能將家族成員排除在外。應注意的是,兩位學者都認可aristocracy一詞的最終指代,并提出后來它也適宜于解讀“貴族階層”。也就是說,“英國貴族”絕不僅指議會貴族,它已超出單純政治語境下的法定概念,而是一個純粹社會化的精英階層;既然它是一個社會性的群體概念,那么在研究中采用nobility一詞較peerage、nobleman就更為適用,而隨著時代變遷,aristocracy也逐漸演化成該群體的獨特稱謂。

  第三種是寬泛界定法。徐浩提出,“貴族”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而言,貴族專指peerage,他們一般被稱為“有稱號的貴族”(titled peerage)或“大貴族”(nobilitas major);而從廣義看,自18世紀aristocracy開始流行時便專指統治階級成員,其囊括全部地主,也要包括“無稱號的鄉紳”(untitled gentry)或“小貴族”(nobilitas minor)。閻照祥趨向認同該種界定,在其著作中將貴族分為兩部分,一是騎士和鄉紳為主體的小貴族(將鄉紳與貴族視為一體),二是高級貴族(以世俗大貴族為首兼顧宗教貴族),此外還從翻譯角度詳細分析了四種貴族釋義法及其變體。他認為,貴族政治精英身份不容忽視,因此aristocracy更適合泛指所有具有王賜稱號的世俗貴族,即廣義貴族;而nobility則指稱狹義貴族,在漢語中不妨譯作“顯貴”??梢妼挿航缍ㄕ撜弑容^側重于解讀貴族的政治與經濟功能,廣義而言,aristocracy所指代的對象范圍遠超議會貴族,其所探討的政治功能對象并不局限于議會上院,而是著眼于分析該群體的經濟壟斷作用,以顯示其政治上的整體“統治階級”地位。

  目前,關于近代英國貴族階層的劃分說法多樣,未能統一,而不同的說辭也是各具其義。故在英國近代史研究中,一旦涉及“貴族”,就極易發生史料認定上的看法不統一,最突出的分歧表現在,用哪種因素作為界定標準更為合適,即究竟把貴族視為一種政治權力精英,還是一種經濟壟斷群體,抑或是一種社會權勢階層。尤其是在國內相關研究中,“貴族”的四種英文表述方式皆被翻譯、采用,使得概念界定更趨復雜。因此,探究其詞匯的意指和含義衍變是厘清爭議的重要一步,由此可以進一步審視其涵蓋范圍,便于確定其考量標準?! ?

  二、英國“貴族”概念的起源及其多重表述的近代衍變

  從長歷史視角追溯,英國貴族體制實質源于中世紀議會制度的殘余。12-13世紀,英王會傳召有財富的個人(他們與教權人士、平民推選代表一起)共同組建議會。當時有資格被召喚的貴族是控制一定土地量的人,并至少享有一個“男爵領”,其頭銜封授的基礎依賴于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采邑制(或稱封建制,feudalism)。自14世紀起,這種“頭銜”權利開始通過王室頒令進行冊封,且在長嗣繼承體系下,隨著莊園地產被一并世襲繼承。也就是說,“土地占有”是上層精英地位的一種表現,即經濟身份天然決定著個人的政治權益與社會等級。這種對于貴族頭銜評判標準的產生,是自古而來約定俗成的,且最終得到王權保障下的法律的確認。

  近代早期以后,英國民族國家形成,王權不斷加強,國家的法制管控更趨嚴格,隨之帶來兩個后果:一是“貴族頭銜”的獲取須得到王家的確認,二是“貴族資格”評判具有更明確的經濟標準。此時,要成為一個貴族,就必須擁有一個家族紋章,同時還應受到王家使者的確認。此外,其人還要有一份必要(足夠大)的地產,最少是5000至1萬英畝,最大甚至達到18萬英畝。從貴族資格評判中的財產量來說,至近代時已形成比中世紀更趨明確的土地占有面積要求,可見其中經濟因素已很重要。

  在當時,貴族還可享有不少特權。例如,一名上層貴族(peer)不能因為普通民事案件被捕,不能因為債務被拘禁,不能被迫起誓;若被宣判死刑,他可以梟首替代絞刑,且須由另一名peer執行(平民不能執行)。任何貴族(aristocrat)都有射箭、放槍及狩獵的短期特權。他們還擁有頭銜權力,比如被稱為“大人”(lord,或譯為勛爵)。最重要的榮譽則是為王室服務并享有進入議會的特權,這意味著他們有較大機會任職政府高級機構,把控兩院,壟斷陸軍和海軍職位,甚至還控制地方行政。顯然,其時的貴族身份意味著立法和司法的權力、重要職位的把控、大量財富的占有、特定的社會稱謂與家族榮譽等各方面的權益。這些權益是平民階層所不具備的,它們共同構成貴族階層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特權和優勢地位。

  在近代英國社會,貴族階層的特殊性在文藝作品中有所呈現,不同作者的態度或褒或貶。文學領域中,有些作品描述了中產階級對貴族地位的渴望,另一些作品則諷刺了貴族的虛偽與專制,還有一些作品體現出社會轉型期間貴族地位的動搖。藝術領域中也大量出現表現貴族生活及貴族形象的作品,其中既有展現上層貴族優越生活的題材,也有表現諷刺和嘲笑貴族的題材。各種文藝作品的出現,使該權貴群體進一步暴露在世人目光之下,對貴族的不同評價體現著轉型時期英國人對貴族的看法日趨多樣。

  當時的英國與西方思想界也曾對貴族階層給予很大關注,例如關于“何謂貴族”、“貴族的價值”等話題,就曾衍生出幾種頗有深意的表述方式。這突出表現在“貴族”的概念曾被賦予多種表述,主要包括nobility、aristocracy (aristocrat)、nobleman、peerage等四種詞匯(以及由它們詞根所延伸出的各種詞綴組合)。

  nobility是最為廣泛的表達法,它適用于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及地區。在英語日常使用中,nobility廣義上包括頭銜貴族、無頭銜貴族兩部分,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在當時的英格蘭,nobility的法定指代對象僅為有權出席上院的成員,獲頭銜而無上院資格者(如從男爵)或上院貴族的親屬們(如非長子等家族成員)就會被排除在外。這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因此也易造成術語方面的混淆。而在實際上,nobility通常被大范圍用于描述英格蘭上院貴族的家族整體以及整個精英階層。比如在英國等級化世襲術語中就有一種說法,即“nobility階層,鄉紳階層,平民階層”??梢娫趦蓚€不同場合下使用時,nobility一詞的指代范圍有所區別,即它在法定用法中更嚴格,而在實際用法中更寬泛。

  aristocracy是較為常見的表達法,它在英國近代的流行具有一定的政治學背景。該詞最初源自古希臘思想家的表述,如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aristocracy最早出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構想,貴族是“少數最優秀并掌握政權的人”,是“最具有道德和理性的上層人士”,民眾利益應受其管理。因此,貴族是“一種屬于少數群體的特權階層”,他們對政治活動形成控制。該詞源的說法傳至近代的歐洲西部,成為一種文化上的概念溯源,被近代英國社會所接受。

  18世紀后,aristocracy在英國開始逐漸表示一個社會階層,并與nobility、peer兩詞發生含義關聯。實際上,nobility、peer兩詞的意義當時已很接近,但aristocracy最初只是一種含有濃厚政治意味的語言學變體。依照其古希臘淵源,當時它仍被作為“表示貴族(nobles)擁有至高權力的政體形式”,并“混入”英格蘭政體中。這顯示其更含有一種“政體形式”的意味。而且眾多證據也表明,18世紀時aristocracy的大部分用法是關于精英問題、少數人政治治理哲學的言論。如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的《辭典》(Dictionary,1760年第二編)定義它時沿用古希臘比喻,采取“最偉大”、“進行治理”以及諸如“賦予貴族至高無上權力的政體形式”這類表述;而《18世紀作品在線》(Eighteenth-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中的眾多辭典在界定時,則稱其為某種少數人統治形式。此外,還有兩本較早期辭典,說它是“一種政體模式,其權力被高置于nobles或peers手中”或“一種權力屬于少數位于高等級者的政體”。從最初情況看,aristocracy被視為一種偏向褒揚的政體,這與當時王權衰退、精英寡頭統治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然而18世紀后期,該詞的褒義逐漸消失,成為與專制統治相關的偏負面性術語。特別是隨后深受法國革命影響,使它暗含有寡頭統治的特指含義。有看法認為是法國革命造成aristocracy用法的轉變,并經由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引入英格蘭,使它成為政治化的社會階層描述。潘恩指出,整個英國貴族階層是一個“世襲的aristocracy階層……通過不當的特權把自己從社會其他群體中區別出來”。在《人權論》第二部分,潘恩把對社會等級的一種經濟學批判融入政治批判,這種激進主義表述范式令aristocracy成為民主政體的一個直接反義詞。面對法國革命的影響,保守主義者出于捍衛政體及維護政治現狀的目的,對激進主義者發起反攻,認為該詞已被濫用,提出把aristocracy僅限定成一種政體形式或部分政體的解讀方式。如1794年悉尼勛爵(Lord Sydney)在下院辯稱,自己“可以被叫作一名Aristocracy”,但這是“一種被濫用的術語,近來已在法國變得非常時髦”,他反諷說自己都“不明白這詞究竟指代什么意思”。這一論戰很快延伸到議會之外,兩派都使用各種印刷品和通俗語言以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因為當時英語缺少單獨詞匯表示一種統治階層,最終兩院議員和激進主義者等于“劫持了”aristocracy一詞,致使其進一步被負面含義滲透,并與社會上原先的nobility相通用。至1832年議會改革時期,該詞已發展成為指向區分于民眾的、貴族身份的一種政治范式表達,專用于表示壟斷權力的上層精英。綜上可知,相比nobility而言,aristocracy的最終用法更加體現政治性,它強調公眾對統治階層的一種群體性感知。

  nobleman (noble)和peerage (peer)則在英國專指議會“上院貴族”,其意義最為一致,但在語境中稍顯差別。peer在英文中語義較多樣,其中也包含了對頭銜貴族的指代。peerage則屬于一個特定術語,只是在作為“有頭銜上院貴族”整體時,該詞才嚴格指代法定意義下擁有上院議席的成員;而其本身還可以表述另一重含義,即“全體有頭銜上院貴族”的集合名詞。peerage (peer)與nobleman (noble)雖都可指代上院貴族,但在語境中仍存在些許區分,即前者(作為術語)與后者連用時,后者更側重表示一種“身份資格”。例如,“只有‘peer’的長子才是‘nobleman’,而且要等他繼承自己頭銜(某種peerage)之后才行”。這說明此前他并不具備成為nobleman的資格。此外,有學者考證18世紀法律意義上的peerage是有爵位的頭銜貴族的統稱,指出頭銜貴族(titled nobility)在當時便是指peerage,因為有“一個清晰法律界線存在于少量頭銜貴族與大量平民之間”。筆者認為,對于把peerage作為“有頭銜貴族”整體階層的這種觀點,應該持審慎態度,因為在當時從男爵銜和騎士銜也是經由王家封授并登記入冊,但在英國這兩者并不屬于nobleman,也無進入上院資格;因此在“上院貴族”的嚴格語境之下,從男爵與騎士是不能算入peerage之列的。

  同樣受激進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兩派糾斗的影響,在18世紀后期,nobleman和peerage也未能避免政治運動的波及。在查爾斯?皮戈特(Charles Pigott)所編纂的《政治辭典》里便有如此評議:“nobleman,是一種極渴望別人能從他家族譜系上發現他的家伙”;“peerage,一種世襲者,公德和國民自由被交托在這種人手里,這些‘監護者’、政治神父們,實際早已蛻變成‘冒牌貨’,轉瞬即沒”;“peerage在當今,大體上成了貪財和腐敗代名詞,這種特有稱號比聲名狼藉和終身恥辱還丟人,并不值得獲取”。然而,保守主義者的鼻祖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卻反稱:“概觀貴族(peers),其在一個獨立偉大國家中絕不推崇自己,其高貴反而常會被人遺忘,他們卻還能在差遣忙碌中義無反顧?!睘榱梭w現詞性的褒義,保守主義者在解釋貴族精英(aristocratic)時會用“peerage”,如常見說法是“我們的貴族和鄉紳”這些擁有“數量龐大且面積廣大的地產”的人。雖然詞性的褒貶不同,但無論是論戰的雙方抑或廣大民眾,對nobleman和peerage的指代范圍是清晰無疑的,即其指代包括王室成員及五級爵位在內的擁有議會上院出席權的貴族。

  英國“貴族”概念源自古代,貴族的經濟與政治特權也從歷史中產生,至18-19世紀,它才形成更有針對性、較趨多樣化的稱謂。這些不同稱謂相互間既有關聯又有區分,它們各有其自身的衍變歷程。特別是相比其他幾種表述,aristocracy在當時社會中的熱度持續升高,受政治環境影響,其語義概念逐漸形成共識,語境地位很快得到鞏固。時人對貴族群體整體的“性質判斷”,乃是基于政治理念、文化感知而得出的或褒或貶的不同看法。先行體悟這些表述的歷史淵源及其衍變過程,是進一步探究“貴族”概念的基礎?!?

  三、對“貴族”概念再考證的幾個認識

  立足于前述的學界觀點和詞匯表述的衍變,國內學界探討近代英國貴族的概念判定問題,需適當引入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和分析途徑。此處著重對三個層面予以厘清,重新確定“貴族”在詞匯上最為適用的意指對象(特別是在中文語境里)、如何判斷貴族群體在近代英國的地位作用、怎樣從制度傳統出發對其范圍進行確認。

  對于國內學人而言,應先從“貴族”的不同表述里選擇一個最貼切的詞匯,才更有利于對它做進一步的翻譯和范圍評判。從中文語境、英譯漢角度來說,“貴族”一詞的語言意指也是較為多樣的?!掇o?!穼χ形摹百F族”的釋意是:指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中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他們“直接掌握國家政權”;而17-19世紀中,許多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仍存在貴族,他們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此外關于“貴族的”政權,《辭?!芬步o出解釋:“貴族政治”是指由世襲貴族代表人物掌握權力的政治制度,而“貴族院”是兩院制議會上議院名稱,在英國被一直保存下來??梢灾獣?,在漢語中“貴族”語意更趨向該階層的政治性質表達,也兼顧其經濟地位。立足這一漢語背景,可對尋取相應的英文詞匯形成一定參照。

  如前文述及,英語中“貴族”存在著四種表述方式,在翻譯時,它們也會延伸出各種不同的意指。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對“貴族”的不同表達釋義可羅列如下:aristocracy指貴族,aristocrat指(一個)貴族,aristocratic則是形容詞性“貴族的”;nobility指貴族;noble在形容詞下表示“崇高的”、“宏偉的”、“貴族的”、“高貴的”等,在名詞下指“出身高貴的人”、“貴族成員”,而nobleman專享名詞性“貴族成員”的解釋(可參見前文nobleman,有“資格”的蘊意);peer為名詞時,指“身份相同的人”、“同輩”、“(英國)貴族成員”等,peerage則指代“貴族”和“貴族的爵位”。相對比而言,nobleman與peerage更為側重資格與身份體現,但peer、noble兩詞根所延伸的各種詞綴含義具有較多釋義;而aristocracy與nobility則更具有概括性,應用起來指代性較強,所以相對適用。

  參考前文關于該兩詞表述衍變的考證可知:18世紀后在英國,aristocracy一詞曾受較長期政治激辯的影響,其在國民中的使用頻率不斷增加,衍變成當時人所共知、公認的一個專有詞匯。而nobility更能通用于眾多地區,其使用范圍本已超出英國一隅,也不似aristocracy在近代英國社會曾受到密集關注。因此從歷史發展角度看,aristocracy相比nobility更具有指代性與辨識性。此外,aristocracy一詞本身也更趨向于政治性含義表述,這也貼合了漢語語境對“貴族”的釋義。因此在探討近代英國“貴族群體”時,狹義的peerage與nobleman僅適于指代“議會貴族”(或稱“上院貴族”),寬泛的nobility則適宜指代“權貴群體”,兩者皆不適用。在相關研究中,應屬aristocracy(aristocrat)的表述最為確切。

  進而言之,如何去甄別某個人或某一群體的人是否屬于aristocracy,需要通過群體的“地位作用”去認知。比如在近代英國,貴族階層的地位怎樣、他們在哪些領域發揮出一定作用。英國史學者約翰?坎農使用“貴族的世紀”(Aristocratic Century)一詞來表述在“漫長的18世紀中”英國所經歷的社會轉型變化。在19世紀中葉之前,英國國家實力快速崛起與貴族階層的某些作用確實存在一定關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貴族作為傳統社會的中堅,推動了舊經濟體制向新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不僅體現在貴族體制下的溫和保守政治、經濟開明態度促進了社會的轉型,也表現在當時的英國國民從社會文化感知上能夠認同貴族群體的領導地位。

  貴族的政治優勢在近代中期確立,他們通過政治手段控制國家權力各方面,最后形成精英寡頭統治體制。該體制的特點是,他們既通過議會上院的立法權限制王權,又利用自身權勢控制議會下院,同時還控制著國家行政機構。事實上,直到1832年議會改革之前,貴族的權力壟斷體現在對司法、立法及行政大權的方方面面控制上,這種政治優勢也是其經濟行為的一種保障。

  此時的貴族并非只滿足于政治精英的身份,他們還占有重要的經濟地位。英國貴族通過世襲繼承和吞并的方式長期占有大量土地資源,形成典型的經濟壟斷。他們占有土地上的產出,為早期工業發展提供了各種原料。例如木材被用于建材、造船、冶煉等工業生產,而占有大量礦產的貴族則直接致力于石料、黏土、石灰等材料的生產開發,其產品都是工業生產的基礎原料;毛紡、絲織、棉織、麻紡與制繩、制革及制酒等產業的起步,皆須依賴于周邊地產所輸出的大宗農業原料。早期工業發展對原料需求很大,貴族所壟斷的大量土地和農產資源,成為近代英國工業化起步的必要條件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和早期工商業者保持協作,雙方在英國工商業發展過程中形成聯盟。在19世紀之前,商人進入下院的機會本來不多,他們會很自然地轉向貴族以尋求上院支持。當時整個社會尚處于家長制思維模式下,貴族便把本地經濟利益與地區責任關聯在一起,然后在議會中為商人奔波發言。有時這些經濟事務與貴族本身利益相一致,而有時則純粹是出自一種“貴族身份”感知下的責任感。貴族以商人“庇護人”身份出現,作為回饋,貴族也能從中獲得巨大的政治活動力,其操作過程表現在,貴族群體利用自身權勢去影響國家的經濟立法和政策實施。兩個階層的共同進取,無疑對英國經濟社會的轉型是有利的。

  這在近代英國形成一個很有意味的歷史現象:貴族階層是位于社會結構中的精英群體,這一獨特身份帶給他們很大的政治權力和壟斷性經濟資源;貴族則利用自身權勢對經濟與政治活動形成“反影響”,間接推動著社會轉型的完成,而其直接目的則是繼續鞏固自身“作為貴族”的權勢地位。如是形成一個環形鏈條,社會身份、政治權力與經濟地位相互銜接,共同構成貴族群體最主要的行為訴求。這種訴求乃是等級社會(estate society)的觀念體現和行為產物,也立足于傳統,在當時民眾意識形態中占據重要地位,由此形成一個典型的貴族社會。因此,作為當時的一種社會秩序觀念,貴族群體負有國家領導者的身份意義,他們在維持自身權力的同時對下層施行保護。

  那么作為具有如此特殊地位的一個社會階層,“貴族”的范圍就不能簡單地只用法律定義、經濟水平一概而論。準確界定還應還原到其時英國的社會背景中,再增加其他的考量因素,比如民眾對“貴族”的獨特感知(其中含有社會觀念意義)。于是,真正意義上的“貴族”是在近代英國政治活動中居于壟斷地位并在經濟和社會文化中處于統治地位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占有大量地產,可以出入上院或控制下院,在自己生活的地區擁有足夠社會影響力(被鄉民視為“庇護者”);民眾對于他們的權勢和身份表示認可,法律則給他們的壟斷性利益提供制度保障。因此,aristocracy的范圍,很自然地超出法定的議會上院貴族,它所代表的應是擁有社會權勢和影響力的更大數量的一批人。

  在判定“貴族”群體的外限超出議會貴族之后,也應當為其身份資格劃出明晰的內限,以最終確定其范圍究竟有多大。從尊重英國史實與傳統的角度出發,選擇“貴族頭銜制度”作為標尺,或可做出較合理的判斷。也就是說,需要尋找超出peerage和nobleman之外還存在哪些人也可被稱作aristocracy。特別要甄別“鄉紳”能否被包含在內,并分析某些貴族的家族成員是否應被排除在外。

  鄉紳階層的特指名詞為gentry,包括四個等級:最高級是自1611年起才開始受封的從男爵(baronetage,或譯為準男爵),之下各級依次為騎士(knightage)、從騎士或縉紳(esquire)、有佩戴紋章權利的紳士(gentleman)。鄉紳們都至少擁有一處大的鄉村宅邸以及一份大面積地產;至18世紀時,他們大多還在倫敦擁有或租有一處住宅。這些人的共有特點是,積極參與本地治理、擁有大面積土地、具備一定教育基礎并且講究有排場的生活格調。在近代英國,其地位雖然低于世襲貴族,但整體仍高居于普通民眾之上,他們是握有較大權勢和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階層。

  就頭銜而言,鄉紳之間也存在著不同情況。在英國除peerage之外,從男爵銜(baronet)和騎士銜(knight)同樣也享有王家封授爵位、加蓋國璽(Great Seal of the Realm)的特權,頒發專利特權證書后生效,并登錄入冊。因此從男爵、騎士所領有的同為貴族頭銜,其獲有王家授予、議會法定造冊這兩道程序做保障。雖然他們不能被冠之以“Lord”,但在姓名前配有其專屬稱號“Sir”(在中國已被廣泛翻譯為“爵士”,而在現代社會中該詞會被解讀為“閣下”或“先生”),在名后則可配有“Bt.”(準男爵銜簡寫)或“Kt.”(騎士銜簡寫)以示其特有頭銜。這是17世紀后英國歷史所生成的制度傳統,無可置疑,這兩類人應包含在英國貴族群體之中。

  從男爵、騎士的頭銜權利是獨享的,因為他們可保留“來自王權的惠賜”,而更下層的其他鄉紳群體,則不能享有來自王家受封爵位的特權。騎士之下的其他鄉紳,其頭銜只表示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的人,比如專業工作者、擁有牛津或劍橋大學學位的人,以及其他種種。他們無資格享有上層鄉紳頭銜專屬的“Sir”稱號,只能在姓名前配有前綴“Mr.”(中文翻譯為“先生”)。很明顯,下層鄉紳只是被認作“有身份的人”,但這種“身份”(更趨近社會中等階層)并不等同于貴族身份,王家和議會不會給其提供任何的地位保障,因此應被排除在貴族范圍之外。

  與之同理,貴族家族成員中“并無頭銜者”也應被排除在貴族群體之外。根據“英國貴族家族成員頭銜體系”標明的細則是:王室頭銜包括國王(King)、女王或王后(Queen)、王子(Prince,或譯為親王)、公主(Princess)、王子配偶(Princess)、王族血統直系一代(Duke/Duchess);公爵家族頭銜包括公爵(Duke)、公爵夫人(Duchess)、公爵長子(Marchioness,出生即為侯爵)、公爵非長子(Lord)、公爵女兒(Lady),子女的后代無頭銜;侯爵家族包括侯爵(Marquess/Marquis)、侯爵夫人(Marchioness)、侯爵長子(承襲父銜前領有較小頭銜,如伯爵)、侯爵非長子(Lord)、侯爵女兒(Lady),子女的后代無頭銜;伯爵家族包括伯爵(Earl)、伯爵夫人(Countess)、伯爵長子(承襲父銜前領有較小頭銜,如子爵)、伯爵女兒(Lady),非長子和子女的后代無頭銜;子爵家族包括子爵(Viscount)、子爵夫人(Viscountess),子女及其他家族成員無頭銜;男爵家族包括男爵(Baron)、男爵夫人或女男爵(Baroness),子女及其他家族成員無頭銜;從男爵(Baronet)、從男爵夫人(Lady)、女從男爵(Baronetess),其他家族成員無頭銜;騎士(Knight),其他家族成員無頭銜;主教議員(Archbishops/Bishopsof);蘇格蘭貴族(Lordof/Maste),其他家族成員無頭銜。

  從英國貴族家族成員頭銜體系來看,真正嚴格具備英國貴族頭銜的人包含王室成員、教會議員、各級貴族及其夫人(騎士夫人除外),以及同時保有英格蘭頭銜的其他地區(如蘇格蘭)貴族。并非所有貴族家庭成員皆具備對等頭銜,例如,長子(在繼承世襲頭銜前)只能領有較小或較低一級頭銜,而子爵及以下等級的長子無頭銜;只有侯爵及以上等級的非長子才有頭銜,伯爵及以上等級的女兒才有頭銜;除王室直系第一代以外,所有貴族子女的后代均無頭銜;此外,騎士作為“終身貴族”(其頭銜不得世襲),其家人均無任何頭銜。

  英國頭銜制度的特點是,嚴格控制貴族后代的頭銜獲取機會,保障真正的貴族數量被控制在很小規模之內。這與歐洲大陸國家情況很不一樣,英國貴族由此具有小規模精英的特色。據坎農考證,出于習慣法,英格蘭貴族頭銜只能由長子直接承襲,即便是到18世紀下半葉,新貴族的受封仍受到嚴苛限制。由是,并非所有占據大地產的權勢人物都可算成aristocracy,而且即便身為aristocracy的家族成員也不見得全都具有貴族身份,所以“是否具有爵位”,是檢驗貴族身份的基本考量。以此出發,貴族群體的范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精確化,但也應注意,它的數量仍超出了約四百名的上院貴族。

  綜上所述,與近代“英國貴族”最為對應的表述應為aristocracy(或aristocrat)。其范圍除了包括上院貴族,從男爵和騎士也應被計入,而其他社會群體(諸如下層鄉紳或貴族家族成員但無頭銜者)則應被排除在外。這個范圍必然超出“法定因素說”之下的狹義范圍,這是考慮到其階層的政治影響力、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等因素,同時符合英國歷史傳統和頭銜制度。整個aristocracy群體共同構成近代英國的貴族精英階層,他們居于社會高位,壟斷政治權力并占有大量經濟資源。

  結語

  18世紀以來英國的“貴族”概念的內涵和范圍一直在變化?,F代學者的相關評述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語言分析,而是體現著不同視域下的各自界定,形成不同角度的結論??肆_齊有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特別是身處其間者更容易受到時代觀念、個人旨趣的影響。作為研究者,在討論英國“貴族”概念的界定標準時,應注意各種不同的觀點,并從研究背景、表述分析和考量標準等多方面,去理解相應標準的產生過程,尤其是其界定原則。

  還原到英國貴族的界定上,先行體悟前人考證判斷、厘清詞匯表述的由來、尊重史實,之后再行考證,或能形成較全面的判斷。重點在于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狀態出發,把握貴族的政治身份、社會地位、經濟作用的交融和關聯,并在社會階段發展變化的背景下作出合適的判斷。經歷了“漫長的18世紀”,英國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時代變革過程中,貴族的立場一定程度反映在英國人對“貴族”概念的評價上。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這種評價呈現一個變化曲線。早期貴族壟斷地位形成時,是王權衰退、精英寡頭形成階段,貴族階層具有一定的政治進步性。因此,國民對該階層總體認同,“貴族”(aristocracy)一詞也被蘊意為符合精英統治的制度概念。18世紀后期自由主義思潮出現,表明貴族特權現象已不符合歷史朝向,其階層本身更加體現出保守性,于是知識界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批判和嘲諷,與保守派對貴族的維護形成鮮明對比,而國民眼中的“貴族”已偏向專制腐敗的負面意味。19世紀30年代之后,貴族相對平和地退出權力頂端,獲得了民眾的一定尊重,人們又以新的眼光重新審視貴族的價值,“貴族”的詞義也趨向中性。

  英國“貴族”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變遷折射出貴族對社會轉型的態度和反應。作為權力精英,他們在國家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中占據優勢地位,其對社會轉型的“合作”與順應對國家發展具有很大影響。雖是既得利益者,但他們并未對社會變化竭力阻撓,而是在秉持保守立場的同時也懂得有所退讓,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避免了過大的動蕩。這一特殊群體的觀念和行為,在英國社會轉型時期產生了獨特的歷史作用。由此,對“貴族”概念的探析也引出對精英階層在社會變革中所起作用的討論,從而可以豐富與拓展社會轉型研究的認識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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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張迅實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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