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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狀態的歷史化及其政治哲學效應 ——馬克思“人類學筆記”對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超越
2021年09月13日 10:12 來源:《教學與研究》 作者:王蒞 字號
2021年09月13日 10:12
來源:《教學與研究》 作者:王蒞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Historicizing of Natural Condition and I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ffects: The Surpassing of Marx's Notebooks of Anthropology to Wester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簡介:王蒞,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 100872

  原發信息:《教學與研究》第20214期

  內容提要:作為自然法學說的核心概念,“自然狀態”不僅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理論基礎,而且它的歷史化進程彰顯了早期人類秩序與現代政治制度建構之間的辯證張力。以此為背景,本文首先揭示近代自然法傳統將自由個體作為政治建構的邏輯目標,然后借鑒19世紀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指出古代社會是探討自然狀態歷史化過程的全新歷史時空,最后揭示馬克思在文化人類學基礎上重新探討的共產主義內涵,實現了對近代自然法理論和19世紀文化人類學的雙重超越。

  關鍵詞:自然狀態/歷史化/自由個體/古代社會/共產主義

  標題注釋: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馬克思人類學思想的資本批判效應研究”(項目號:21XNA015)的階段性成果。

 

  

  自17世紀開始,政治國家的產生在學理上被正式確立為“人造”而非“神創”的產物,從霍布斯、洛克經盧梭、康德到黑格爾的自然法學說系統地體現了這一時期的政治哲學發展線索。就其共性而言,以上學說主要從兩個方向彰顯了自然狀態作為建構人類社會政治秩序的邏輯基礎:其一,通過假定自然狀態的野蠻和愚昧來反證自然社會向政治和文明社會過渡的必要性;其二,通過設想自然狀態的自由美好圖景來批判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陷入的墮落和奴役狀態。在此過程中,自然狀態與文明狀態的顯著差異已經昭然若揭,但關于自然狀態向文明狀態的歷史過渡或轉變問題(本文稱為“自然狀態的歷史化”)卻一直沒有得到認真對待。按照本文的理解,自然狀態的歷史化不僅涉及以自然法為中心的近代政治哲學的歷史真實性和革命有效性,而且關聯著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研究對其共產主義學說的豐富與發展。以此為背景,本文聚焦自然狀態的歷史化及其政治哲學效應探討,比較分析近代自然法學說、19世紀文化人類學和馬克思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的邏輯化、歷史化和現實化方案。

  一、自由個體:自然法論證的邏輯目標

  如果說模仿神意是古典政治的內在目的,那么理性建構則是現代政治的必然追求,并且這種理性主要落實于法律制度的建構。按照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理解,“法的理念是自由,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須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來認識法?!雹龠M一步說,在通過立法而實現自由的過程中,法的理念將通過抽象法——道德——倫理三個相互關聯的環節展開自身。以此為線索,下文將確證近代自然法理論在處理自然狀態的歷史化問題時,其主要貢獻是從邏輯上推導出自由個體作為理性政治的建構目標,至于自然狀態向政治社會過渡的歷史過程并沒有構成他們關注的重點。

  近代自然法理論的第一次系統表述完成于霍布斯,而他將自然狀態及其歷史化過程明確規定為理性推導的結果。在《利維坦》中,霍布斯主要依據人類天性中具有的競爭、猜疑和榮譽三種本能而推論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并且“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②這一關于自然狀態的理性假設從根本上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動物”所奠定的古典政治傳統,換言之,政治并非是人的本性規定,而是為了保全生命而不得已為之?;舨妓闺S即通過榮譽、個體利益、理智、語詞技巧、無形的侵害、信約等方面論證了政治從根本上是人作為理性個體所建構的結果,這與神意所代表的自然秩序或動物世界所呈現的群體秩序都有質的差別。

  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構想自然狀態的目的恰恰是要走向它的反面——論證走出自然狀態的必要性。因為,只有從自然社會進入到政治社會,人類才能得以保全和發展。具體而言,在走出自然狀態的論證方案中,霍布斯認為只有基于理性個體“同意”而締結“社會契約”,并最終將對于個人生存最為重要的生命權(即自然權利)授予某個代理人或組織加以保障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說:“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訂立信約而形成的,其方式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個其他的人說:我承認這個人或這個集體,并放棄我管理自己的權利,把它授予這人或這個集體,但條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權利拿出來授予他,并以同樣的方式承認他的一切行為。這一點辦到之后,像這樣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稱為國家,在拉丁文中稱為城邦?!雹蹚纳鲜鲆目梢钥闯?,霍布斯關于自然狀態歷史化的理解事實上提供了一種理性個體通達自由的自我設計方案。其后,洛克按照相同的思路以財產權具體展開了自然權利的實現過程,證實了財產與個人自由在現代社會語境中具有更密切關聯。至此,近代自然法理論正式將自由個體作為政治建構的目標確立下來,但這種單純通過契約的外在規定所實現的終究只是外在的法權自由。因此,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以“抽象法”將霍布斯和洛克所代表的自然法學說規定為第一階段。

  問題的推進和轉向發生于盧梭,他通過批評霍布斯、洛克在論證自由個體時主要依據于外在的契約或法律,而將內在于人的意志自由發掘為現代政治的理性內核。盧梭指出,此前的自然法理論抽象深奧、眾說紛紜、困難重重,它們是“從人類只有在脫離自然狀態之后才能想象到的有利狀況中歸納出來的……是隨心所欲地解釋事物性質的最簡便的辦法?!雹芷渲?,他特別提到,以往關于自然狀態的解釋中“沒有一個人真正追溯到了這種狀態”,因為他們“把人類只有在社會狀態中才有的觀念拿到自然狀態中來講:他們說他們講的是野蠻人,但看他們筆下描繪出來的卻是文明人”。⑤為了與之區別,盧梭在描述自然狀態時首先將人還原為與動物只有量之差別的生物學個體,例如:食物、感官、性愛等只是用于滿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疾病或死亡觀念尚未產生,而語言則完全沒有使用的必要。但即便如此,人與動物仍然具有一點根本性差別:“動物的行為完全受自然支配,而人卻不然;人是一個自由的主體,他可以把受自然支配的行為與自己主動的行為結合起來?!雹抻纱丝梢?,盧梭認為人的自由最主要體現為內在的意志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盧梭的自然法理論既沒有對自然狀態進行某種確定性的描繪,也沒有解釋自然狀態向文明和政治社會轉變的機制,毋寧說,他傾向于認為這是一切偶然的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事實上,盧梭對自然法理論的主要推進方式在于,他以一種“徹底的減法”將霍布斯筆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和洛克關于勞動與財產對理性個體的塑造都視為文明時代墮落之后的剪影,而他所意謂的自然狀態只存在于批評文明時代和政治社會的理論鏡像之中。在《社會契約論》中,他特別強調只有全體人對全體人轉讓全部自由,因而不服從于任何特殊的意志才是真正的理性政治設計。所以,盧梭認為法律只有體現全體人民的“公意”才是正當的。在這個意義上,自由個體只能誕生于體現公意的國家之中,這與《愛彌兒》強調要教育出進入社會但不被人類文明敗壞的“新自然人”之目標是一致的。繼盧梭之后,康德以先驗論哲學提升了自由意志對自由個體的核心建構,將“人為自然立法”和“自律即自由”奠定為道德的形而上學前提。因此,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以“道德”將體現在個體內部的意志自由規定為自然法學說發展的第二階段。

  繼康德之后,進一步在現代社會語境中探索自由個體之實現并取得實質推進的是黑格爾,而他全部發現的核心洞見集中在個人自由與倫理實體的關系討論。按照黑格爾的理解,“道德”與“倫理”是密切相關但又需要嚴格區分的兩個環節。他在《法哲學原理》中明確說過:“道德和倫理在習慣上幾乎是當作同義詞來用,在本書中則具有本質上不同的意義?!雹哌@種本質的差別體現在,道德因完全停留于主觀世界而缺乏現實性,但倫理卻是“成為現存世界和自我意識本性的那種自由的概念”。⑧基于此前自然法學說取得的成果,黑格爾認為自由個體的實現需要歷經三個環節:第一,理性主體通過合法占有外物(即獲得所有權)來取得初級的自由;第二,理性主體通過揚棄對外物的所有權而進入主觀世界來取得內在的意志自由;第三,理性主體通過將主觀內在的理念對象化于倫理實體的現實構建以取得真正的自由。具體而言,現實的倫理實體包括家庭——市民社會——國家三個發展環節,而國家在其中具有最高的自由現實性。

  較之于此前自然法學說對自然社會和政治社會的二元劃分,或換言之,理性個體通過社會契約建構政治國家來實現自由的基本思路,黑格爾注意到了個人在通往國家尋求自由的過程中必須注重現代新興的市民社會。他一方面確認市民社會的興起晚于自然個體出生的家庭和理性個體建構的國家,但另一方面又指認市民社會作為家庭和國家的中介意義重大。因為,在現代性條件下,只有揚棄了市民社會中個人的利益紛爭,才能真正構建代表普遍利益的國家理念。這種國家的理念不同于任何具體的國家形態,而毋寧說是“國家本身的內在機體”。對此,黑格爾明確指認:“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性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而自由之成為現實乃是理性的絕對目的?!雹嶂链?,政治國家作為理性個體的創造物經過對象化——內在化——現實化的發展環節,最終保障了個人自由的實現。這即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以“倫理”所標識的自然法理論發展的第三階段,也是終結階段。

  通過上述三個階段,近代自然法理論將自由個體從邏輯上確證為現代政治追尋的目標,從而實現了自然狀態歷史化的政治哲學效應。但是,這種偏重邏輯推論的政治哲學方案始終無法回避來自歷史真實性的質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歷史主義法學對近代自然法譜系展開了激烈的批判,并在19世紀下半葉催生出文化人類學。從此,自然狀態的歷史化就從一個邏輯推論問題轉化為歷史考定問題。

  二、古代社會:人類學開辟的歷史時空

  文化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集中興起于19世紀下半葉,其核心問題之一便是考證自然法學說中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歷史轉變過程。在其研究中,他們試圖通過法律或氏族組織的遺跡來復原早期人類社會的歷史樣貌(即古代社會),進而反駁自然法學說在這一問題上的純粹邏輯構想。經過他們的努力,人類社會最初的政治建構過程逐漸清晰,自然狀態歷史化的政治哲學效應開始深入歷史的維度。

  從思想史進程來看,最先舉起歷史大旗反駁自然法理論的是英國法學家梅恩(Henry Sumner Maine),他的《古代法》(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被譽為歷史法學挑戰自然法的“宣言書”。圍繞他的理論,英國人類學家麥克倫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菲爾(John Budd Phear)、拉伯克(John Lubbock,Lord Avebury),瑞士人類學家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從外婚制、母權制、氏族制等角度展開了批評與發展,而上述思想家共同構成了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的關注對象。

  在當前關于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研究成果中,國內學者主要依據馬克思借鑒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來批評梅恩、菲爾、拉伯克在氏族、婚制、父權等問題上的觀點,從而將摩爾根確立為“人類學筆記”的思想核心。但是,從19世紀人類學的發展線索來看,構成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理論焦點的人物顯然是梅恩。梅恩的理論貢獻不僅在于提供了一套反駁自然法理論的方法論原則和研究范本,而且其研究成果還為其后的人類學家構筑了重要的理論生長點。在他之后,摩爾根的貢獻主要是對當時廣泛存在的氏族遺跡進行全面研究,從而將歷史法學通過殘余法復原古代社會的工作推進到更加系統化的層面。其中,摩爾根借助巴霍芬的母權論來批評梅恩的父權制理論,并以此論證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母權制向父權制轉變被視為最大的修正。以此為基礎,下文將詳細論證19世紀文化人類學如何通過古代社會的開辟來說明自然狀態的歷史化過程。

  在《古代法》中,梅恩首先批判了自然法理論的不可證實性,而不可證實的學說在他看來將不可能通達歷史的真理。他明確指出:“凡是似乎可信的和內容豐富的,但卻未經證實的各種理論,像‘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社會契約’(Social Compact)之類,往往為一般人所愛好,很少有踏實地探究社會和法律的原始歷史的;這些理論不但使注意力離開了可以發現真理的唯一出處,并且當它們一度被接受和相信了以后,就有可能使法律學以后各個階段都受到其最真實和最大的影響,因而也就模糊了真理?!雹飧鼑乐氐氖?,對歷史狀態真實性的忽視造成了一系列“智力上的惡習,如對現實法的蔑視,對經驗的不耐煩,以及先天的優先于一切其他理性等”。(11)進而,梅恩發現自然法理論之所以疏于考察古代歷史的真實性是因為他們將現代社會的觀念錯誤地植入古代社會的研究中,從而將古代社會簡單地作為論證現代秩序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注腳。他說:“邏輯上,它意味著曾經一度由自然法支配的一種‘自然’狀態;但法學專家并不明白或確信地說到過有這樣一個狀態存在,這種狀態除了偶然在幻想黃金時代的詩歌中被發現外,的確也絕少為古人們所注意到。自然法從實際效果講,是屬于現代的產物”。(12)最后,梅恩道出了自然法學說以現代觀念改寫古代歷史的目的在于制造現實的政治革命,其中法國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證。他清楚地意識到,“‘自然’學說及其法律觀點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是由于它們能和各種政治及社會傾向聯結在一起……它們明顯地大量滲入到不斷由法國傳播到文明世界各地的各種觀念中,這樣就成為改變世界文明的一般思想體系的一部分?!?13)由此可見,自然法理論對自然狀態的預設從一開始就具有現實的政治意圖,至于古代社會的歷史真實性在他們看來是一個無從考定或無關緊要的問題。

  被自然法理論有意或無意忽略的問題被梅恩以降的歷史法學和受其影響的文化人類學系統展開了,其突出的理論成果體現在對于古代社會的具體解析。梅恩的歷史法學研究主要通過古代法律遺跡來還原一個對于現代社會而言是“奇怪”和“異樣”的古代社會,他認為這項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在控制著我們行動以及塑造著我們行為的道德規范的每一種形式,必然可以從這些胚種當中展示出來”,(14)而這恰好是自然法理論以現代觀念去粗暴干預古代社會時失之交臂的東西。

  具體而言,梅恩關于古代社會的研究主要提供了兩個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古代社會的基礎是家族,其核心是家父權。梅恩從比較法律學研究出發,發現《圣經》的歷史提供了人類最初的社會樣態描繪——“人類社會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團中的,這種集團由于對父輩的服從而結合在一起?!?15)甚至,他更加絕對地表述到:“在人類原始觀念中,除了家族關系之外,不可能理解在各個個人相互之間可以有任何關系”。(16)所以,家族構成了最初的社會組織,此后許多家族集合形成氏族,進而是許多氏族集合形成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因起源于一個共同的家庭“原祖”,所以其權力結構實質是“家父權”的擴大。自此,文明時代和政治社會便從父權制家庭開始了。第二,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表現為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趨勢。梅恩通過比較考察雅利安語系各個民族的歷史發現了一個共同規律——所有的進步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都體現為“家族依附的逐步消失以及代之而起的個人義務的增長”,(17)即個人之間通過立定契約從而取代了家族體系中的人身依附關系。此后,獨立的個體、自由的意識、契約的精神便逐步推動現代社會的產生。

  從19世紀文化人類學的進程來看,梅恩較早完成了對古代社會的系統構建,其后的發展線索主要體現為對他的繼承或批判。在諸多后學之中,摩爾根實現了重大推進。類似于作為英國法律學家的梅恩以雅利安語族的古代法律集中表征早期人類社會特征時所具有的文化自覺,作為美國法律學家的摩爾根在研究中也自覺突出了美洲大陸特有的人類學價值。按照摩爾根的理解,“由于人類起源只有一個,所以經歷基本相同,他們在各個大陸上的發展,情況雖有所不同,但途徑是一樣的,凡是達到同等進步狀態的部落和民族,其發展均極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諸部落的歷史和經驗,多少可以代表我們的遠祖處于相等狀況下的歷史和經驗?!?18)不難看出,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提出了一種以“共時態中的歷時性”來求解古代社會歷史的獨特思路。具體而言,由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早期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的歷史遺跡,因此基于人類共同的起源、相似的需要和類似的心理作用(即智力原理的一致性)可以假設,與現代人同處一個時空之下的印第安人部落實際代表著更為久遠的歷史階段,并且以之為參照可以推斷全部人類社會的早期狀況。

  概括而言,摩爾根對早期人類社會圖景的揭示已然不同于梅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考察要點包括各種發明和發現、政治觀念、家族觀念和財產觀念,它們代表著人類從蒙昧社會經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進展中所平行發展的四類因素。這既與梅恩專注于古代法律研究不同,也與恩格斯后來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理解的社會單線進化不同。第二,氏族而非家族構成人類社會最初的社會組織,作為梅恩理論基石的父權制家庭是氏族社會解體后的產物。摩爾根指出:“氏族組織給我們顯示了人類的一種時代最古、流行最廣的制度”,而氏族代表的是“一個由共同祖先傳下來的血親所組成的團體”。(19)被梅恩視為古代社會基礎的父權制家族并非是始終如一的家族樣態,而毋寧說,它的產生是極為晚近的。(20)并且,正是由于父權制家族產生之前古代家族缺乏類似于“家父權”的整合力量,才產生了氏族、胞族、部落這類型的早期社會組織。至于國家這種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則是人類社會諸種管理方式中“最晚近的一種”。(21)第三,氏族的發展經歷了以女性為本位到以男性為本位的變遷,這一點從根本上挑戰了梅恩的父權制理論。摩爾根依據親屬稱謂與家庭形式的對應關系,以及前者相較于后者更穩定而推斷,早期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以女性為本位,只是“當財產大量出現以后,世系就轉變為以男性為本位”(22)。財產(特別是私有財產權以及作為其保障的繼承權)的出現一方面標志著文明時代的到來,但在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私有制成為人類社會無法控制的力量,因為這種單純追求財富的社會心理孕育了人類社會自我消滅的因子。

  從上可見,19世紀文化人類學通過開辟古代社會具體說明早期人類社會的制度設計同樣代表著勾連古代與現代的理論努力,只不過這種努力相較于自然法學說的強烈政治訴求而更多突顯了古代社會的異質性,以及這些異質因素如何經過復雜歷程演變為當前的現代社會結構。就梅恩和摩爾根的研究而言,他們在古代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中都注意到了財產問題的重要性,但與這種強烈關注意向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文化人類學在分析財產的現代形態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時表現出了實質性無力。以摩爾根為例,當他從古代社會中洞察到財產這種后起因素可能會造成現代社會的自我瓦解時,給出的應對方案卻是在更高形式上復活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并且尚不能就如何從政治上實現自由、權利上實現平等、社會中實現博愛給出可行性方案。由此可見,文化人類學對于自然狀態歷史化問題的解答主要借助古代社會的歷史遺跡還原出人類早期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架構。至此,自然法理論從邏輯上對自由個體的論證與文化人類學從歷史上對古代社會的開辟構成了論證自然狀態歷史化的兩條路徑,因而也塑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學方案。在這種語境下,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思想背景和理論價值便呼之欲出了。

  三、共產主義:馬克思探索的現實方案

  馬克思從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集中關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這項工作首先見諸于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的判定與介紹,然后零星見諸于20世紀40—60年代俄國思想界的翻譯與傳播,最終較為集中但遠不全面地見諸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以《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為題整理出版的馬克思對摩爾根、菲爾、梅恩和拉伯克人類學著作的讀書筆記。(23)在理解這部分聚焦“公社”問題但尚未獲得定論的研究材料時,不能忽視19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的巴黎公社運動和東方社會提出的俄國農村公社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充當了馬克思彼時理論研究的現實引導。以上述兩大事件為背景,馬克思明確意識到古代社會的公社(commune)遺跡與現實政治中的共產主義(communism)革命之間存在著真實的歷史關聯,自然法論證的自由個體和文化人類學開辟的古代社會可以在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行動中實現邏輯與歷史的有機結合,從而顛覆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制度。

  然而,在當前的研究中,關于馬克思與人類學關系的理解主要被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引向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以文化人類學家,進而是馬克思學研究者為代表的西方學術界通常認為,馬克思晚年對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標志著他回歸到早年的哲學人類學視野,而正是這種興趣轉移促使他最終放棄了《資本論》的研究計劃;與之不同,以俄國和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學術界卻傾向認為,馬克思晚年對古代社會的關注意味著他的研究重心轉移到東方社會,而這種轉移的實質是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資本論》的主要結論探索東方國家的革命和現代化問題。深入分析將會知道,上述兩種思路的提出都有現實的問題關切:西方學術界致力于彌合被西方馬克思主義撕裂的“青年馬克思”和“成熟馬克思”,而東方學術界著力于探索馬克思理論之于東方落后國家現代化的意義。因而,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馬克思當時的思想語境。(24)基于此,下文將從馬克思研究文化人類學的立場出發,詳細分析“人類學筆記”與近代自然法理論的內在勾連及其實現的政治哲學效應。

  關于馬克思“人類學筆記”對19世紀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的運用方式,英國人類學家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曾區分了歷史性和修辭性兩種視角。其中,歷史性視角是指借助文化人類學對氏族、家族、婚制、古代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力求還原出一個可證實的早期人類社會;而修辭性視角則是著力突顯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之差別,并以古代公社的公有制反襯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的歷史階段性及其內在矛盾。他注意到,馬克思一方面在混用歷史性和修辭性兩種視角,并聲稱這造成了諸多困難;但另一方面也明確指認,馬克思對文化人類學的修辭性使用遠遠超過了歷史性使用。(25)他從人類學家的視角指出:“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沒有把自己看成一位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他們之所以轉向人類學和歷史學,更多的原因是與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有關,而不是因為對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關注?!?26)這即是說,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具有以早期人類社會的制度建構來對照或批判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哲學指向,這一點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對自然法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的雙重超越。具體而言,這種超越性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選擇了比古代法律更為基礎的婚姻和家庭形式來重構早期人類社會,這一步主要通過借鑒摩爾根的最新發現批評梅恩關于父權制家族的錯誤觀點來實現。馬克思將梅恩以《圣經》解釋雅利安語族早期歷史的做法視為一種“道德說教”,因為在雅利安語族的父權制家族產生以前,人類社會的家庭形式曾歷經了漫長的演變。馬克思甚至指出:“最古是:過著雜交的原始群的生活;沒有家庭;在這里只有母權能夠起某種作用?!?27)此后,血親觀念塑造了最初的家庭,但這種母系制家庭因無法在其中安放男性地位而不能發展為包含全體社會成員的組織。只是到了氏族的產生,才建構了最初的社會性秩序,并且它與不斷演變的家庭形式相伴隨,發展出胞族、部落、民族等更大的社會組織。其中,作為梅恩古代法律研究基礎的父權制家庭只是到了非常晚近的專偶制家庭階段才產生。因此,解密古代歷史的社會基礎應該是氏族而非家族。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在“梅恩筆記”中多次批評梅恩“把在印度存在的那種聯合家庭錯誤地當作最早的形式”,“不從氏族出發,而從后來成為首領等等的家長出發”(28)來加以印證。以此為基礎,梅恩代表的父權制理論受到了重創,早期人類社會在一種完全異質于西方文明的歷史基礎上被重新確立起來。

  第二,在研究主題上,粉碎了財產觀念與政治觀念產生的宗教或人性根源,直接將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比較置于以物質生產為核心的社會基礎之上。對于梅恩研究方法的批評實質上指向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律體系構建,即私有財產權并不具有天然正當性或人性論根源;毋寧說,它是人類社會極為晚近的發展結果。在“摩爾根筆記”中,馬克思肯定了摩爾根從家庭形式的演變來說明財產觀念歷史起源的做法——財產觀念產生于母系制社會向父系制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并且日益增多的財產數量和種類將父權制家庭塑造為法權關系更為明晰的專偶制家庭。這一過程充分表明,最初表現為物質形態的財產產生于以氏族為基礎的社會組織生產中,圍繞物的占有、使用、存續以及從中衍生出的權力構成了古代法律的核心內容。由此可見,財產觀念與古代法律都脫胎于早期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過程中,而擁有財產觀念的文明時代“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29)但在理解人類歷史的這一小部分階段時,“無論怎樣高度估計財產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都不為過甚。財產曾經是把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從野蠻時代帶進文明時代的力量。管理機關和法律建立起來,主要就是為了創造、保護和享有財產?!?30)不難發現,馬克思在古代社會的研究中已經自覺嵌入了對私有制這一自然狀態歷史化之現代癥結的考察,這種思路不僅是現實的和歷史的,而且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第三,在研究目標上,彰顯了一種在自然法的理性政治訴求和歷史法的實證歷史考證之上建構共產主義歷史基礎的嘗試。自然法與歷史法的張力體現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發展上便是從早年的哲學化論證到后來的革命性實踐,并且這兩種共產主義觀點與馬克思早年的哲學人類學立場和中后期的文化人類學關注分別對應。在歷經1848年歐洲革命,特別是后來巴黎公社的共產主義實踐后,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共產主義將直接脫胎于改造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革命之中,即舊世界的覆滅和新世界的產生在歷史中是同一個過程。后來,恩格斯以“科學社會主義”更加明確地標識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此前各種各樣“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做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做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斗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構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斗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31)由此可見,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質是通過革命行動徹底改變現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及其形塑的階級關系,從而在公有制的歷史基礎上探索現代人自由解放的途徑。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在“摩爾根筆記”中對財產起源的歷史考察是為了求解摩爾根意義上“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的現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困境,而基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實踐也是在某種意義上超越摩爾根所謂的“在更高級形式上”復活古代氏族原則的構想。(32)

  綜上所述,從19世紀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圖譜重新審視“人類學筆記”將會發現,馬克思的人類學研究蘊含了上承近代自然法理論,下啟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效應。具體而言,這種政治哲學方案實現了兩個方向的變革:其一,借鑒19世紀下半葉文化人類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詳細說明了自然狀態的歷史化過程,即從早期氏族制度的產生到它向希臘、羅馬政治社會的演變;其二,將共產主義作為通達自然法理論所追尋的自由個體的革命方案,即通過公有制的歷史基礎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來實現人的自由解放。以此為基礎,馬克思既轉換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自然法進路,又奠定了共產主義在全新條件下(主要指巴黎公社運動和俄國農村公社革命)的歷史基礎。

 ?、賉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頁。

 ?、冖踇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94-95、131-132頁。

 ?、堍茛轠法]盧梭:《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9、48-49、59頁。

 ?、撷啖醄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8、187、294頁。

 ?、?11)(12)[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61、49頁。

  (13)(14)(15)(16)(17)[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60-61、79、83、108、110頁。

  (18)[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序言》,上冊,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頁。

  (19)(21)(22)[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72、71、73頁。

  (20)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已經注意到自己關于“氏族是最初的社會組織”和梅恩關于“希伯來—拉丁型父權制家族產生出最早的社會組織”有根本不同。因此,他自覺表明“如果我們按照古典時代和古代閃族的那些權威作家的線索上溯,那么,父權制家族的確是我們所能知曉的最古形態;但是,沿著這條線索進行研究不能對高級野蠻社會以前的情況有所了解”。因為“有關人類早期狀況的現象是最近才被發現的”。參見[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下冊,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91頁。

  (23)關于“人類學筆記”的主要版本和出版情況,參見王蒞:《求解資本主義的史前史——“人類學筆記”與“歷史學筆記”的思想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9-42頁。

  (24)筆者曾撰文分析過,“回歸早年人類學”“放棄‘資本論’”“研究興趣東移”“發展唯物主義歷史觀”等關于“人類學筆記”解讀視角的產生背景,并嘗試從“人類學筆記”與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思想進程的內在關聯對該文本的內涵進行重新解讀。參見王蒞:《求解資本主義的史前史——“人類學筆記”與“歷史學筆記”的思想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28頁。

  (25)參見[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11-12頁。

  (26)[英]莫里斯·布洛克:《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馮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104頁。

  (27)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頁。

  (28)(29)參見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3、192頁。

  (30)馬克思:《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1頁。

  (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頁。

  (32)參見[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下冊,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637頁。

 

作者簡介

姓名:王蒞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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